会议回顾｜第二届文明对话语境下的哲学社会学纪要

2023年12月08-10日，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文明对话语境下的哲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琴六号楼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6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党委书记屈琼斐主持，她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也欢迎大家未来继续大力支持论坛的举办与哲学系（珠海）的发展。在开幕致辞中，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张伟教授首先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组织，继而提出并阐述什么是哲学社会学，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学哲学的关系，哲学社会学是否可以为当今哲学的发展打开新空间等问题，最后他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韩水法教授对主办方周到的准备表示感谢，然后阐明社会学的起源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哲学活动和哲学现象本身进行反思和研究，同时哲学社会学也为汉语哲学提供一种新的维度和领域。

北京大学韩水法教授以《学术的哲学与其他哲学》为题，阐述了何为哲学社会学，分析了学术的哲学和非学术的哲学活动。 首先，他解释了哲学社会学及其研究的必要性。 哲学社会学是对哲学活动和现象的研究，其对象包括哲学家的活动，哲学的社会影响，哲学的学术体系和制度。 比如哲学被划分为8个二级学科这个事实对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学者们长期以来从直觉上意识到其中存在问题，却缺乏系统的研究，而哲学社会学就可以从事相关的研究，反思哲学事业中的各种问题。 其次，他讨论了作为学术的哲学的规定。 他指出，作为学术的哲学研究，必须是符合逻辑的、系统的、有实证的基础，富有批判的质疑的精神，又要符合文献引证的规范。 它们或许能够构成作为学术的哲学标准。 这些标准，虽然不一定是普遍的共识，但至少是多数人的共识，并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入讨论。 这正是哲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最后，他讨论如何看待非学术的哲学活动。 随着哲学网红在新媒体兴起，又加深了社会上不同职业、不同教育层次的人们对哲学的热情和需求。 不过，这种热情和需求与大学专业哲学的训练和教育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譬如，这些受众的多数是想从哲学思想和理论受到启发，尽管不乏出于单纯的热爱。 因此，哲学学者如何向这些群体提供哲学教育，或传达哲学思想，就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它无疑是必要的，却又容易诱使若干学者超越学术标准和规范去迎合某些要求。 哲学学者既要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实现这门学科的社会价值，又要坚持必要的学术标准和规范，同样也是哲学社会学研究的课题，以及它的意义所在。

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以《寄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哲学》为题，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讨论了互联网时代哲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 陈少明首先解释了何为“寄生”，他认为社会迫切需要的知识不是寄生的，而被社会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知识则是寄生的。 知识需要兑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在兑现途径方面，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又有所不同。 自然知识从预测、实验到理论，继而从制作、市场到使用。 人文知识是从构思、论述、讨论到传播，从而影响读者思想，但对思想的影响缺乏市场交易那样严格的标准。 人文知识中哲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传播或“消费”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特殊的精神追求。 它的理解和传播也慢。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新媒体对传播环节的加快，哲学在与其他知识的竞争中，如何吸引读者，兑现自身的社会价值，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种竞争是由社会影响力大小决定的。 竞争的结果决定着资源分配和这门学科社会价值的兑现。 因此需要不同哲学院系联合起来做些事情，扩大哲学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社会和哲学发展而言都有裨益。 随着知识传播从阅读越来越向视听转变，制造话题和表演也越来越流行。 虽然从传统学术哲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似乎并不合理。 如果从强调社会传播和社会价值的哲学的角度看，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现象，而且它也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塑造整个哲学的发展形态。

北京大学周程教授以《科技与社会视域下的霍乱致病因之争》为题，结合前面两位学者对哲学社会学的阐述，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分析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周程指出当前哲学社会学研究并不充足，作为学术场域的哲学不仅存在内部信息和能量的互动，也存在与其他学科和社会的互动。 除传统哲学学术研究外，这些互动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 进而，周程以科学社会学中的具体个案为例，阐释了社会视角对我们的知识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 近现代随着显微镜技术进步，对传染疾病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的瘴气治病说。 英国学者斯诺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注意到伦敦宽街的水泵对霍乱流行的影响； 法国学者巴斯德通过发酵与杀菌研究以及蚕病研究，确认细菌会导致人类和动物患病； 德国学者科赫通过对牛羊炭疽病的研究，揭示特定细菌导致特定疾病，并通过对结核病的研究，提出科赫四原则。 埃及1883年爆发的霍乱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并导致英国与德国就霍乱致病因之间的争论。 这场本该是科学的争论背后却隐藏着英国与德国的国家利益争斗，各国相继派出调查团。 代表德国调查霍乱致病因的科赫虽然并未找到足够证据支持德国政府的立场——霍乱通过细菌经由英国商船传播，因此英国商船需要在苏伊士运河接受检疫隔离，但是为了替俾斯麦的德国殖民战略服务，科赫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补强证据。 科赫的研究结论受到学界质疑，但却使德国政界为之振奋。

第二场研讨由浙江大学王俊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以《当代德国实践哲学的里特尔学派》为题，结合实践哲学在当代德国复兴的背景，讨论了里特尔学派对当代德国哲学的重要影响。 庞学铨首先分析了当代德国实践哲学的复兴。 这一复兴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约阿希姆·里特尔发表《关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础》开始，到70年代曼弗雷德·里德尔主编出版《实践哲学的复兴》论文集，实践哲学逐渐成为当代德国哲学最具影响力的新的哲学现象。 以里特尔为代表的里特尔学派是其中的主要学派。 里特尔在50年代举办的“哲学高级研讨班”是里特尔学派的雏形。 里特尔逐渐摆脱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而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 他的三个观点深刻影响了当代德国哲学： 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观点，他相信实践哲学可以无阻碍地融入理论哲学中； 关于如何弥合现代社会分裂的观点，现代公民既是自由主体，又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对分裂的一种居间调解； 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观点，现代既从传统中分离，又与之保持内在联系。 这些观点启示我们，当代哲学研究必须回到现实，面向未来； 未来哲学的发展必须突破现有学科分类。 探讨哲学融入社会问题的里特尔学派所呈现的哲学面貌也与今天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同频共振。

澳门大学王庆节教授以《谈谈价值批判与康德道德理论的核心》为题，从康德道德哲学视角解读了现代社会价值批判理论奠基的历史和逻辑演变过程。 王庆节认为现代社会理论和价值批判的基础在于洛克、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私有财产理论以及自由市场学说。 它们共同构成为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辩护的起点。按照传统的劳动和市场理论，资本的利润只会是越来越趋向于资本家参与管理所获得的个人平均劳动所得，那么整个社会贫富和阶层分化的秘密和动力何在？ 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论来解释，指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这是资本社会的动力、活力以及秘密之所在，也构成了后世社会革命正当性的理论根据。 不过，剩余价值理论批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解和解释上的困难。 王庆节认为，剩余价值批判的康德哲学解释会帮助我们厘清这一批判的真正哲学源头，从而重新思考这一批判的历史和社会意义。 在康德道德理论中，一个核心命题是强调人是目的本身，而非仅仅作为手段。 正是从此出发，剩余价值的理论批判才得以区分使用价值与价值本身，提倡对人格以及人的尊严的绝对尊重。 在这里，尊重的首先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即人的劳动本身，而是将人等同于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的使用价值。 在劳动市场上通过价格波动表现出来的等价交换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的市场交换，而劳动本身的价值是无价的。 所以，剩余价值批判的实质在于其认识到资本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人。 资本和为资本辩护的传统价值批判未加区分二者。 剩余价值批判不仅看到了商品的价值在于人的劳动，而且揭示出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劳动，更在于人的劳动自身的理性力量和创造性价值的本质。这是所有一切其他价值的来源，而认清这一点，正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带给我们的。 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批判，究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倒不如说更是，或者首先是一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价值基础的道德哲学批判。

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以《重思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为题，认为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借助康德法哲学解决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问题，但构建起来的“公民社会”理论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张双利首先阐明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现代政治社会前提的批判。 现代政治通过经济预设、社会学预设与理论预设，认为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最终形成统一。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无序且公共舆论较为主观，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暴露出的矛盾本性以及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本质。 其次，张双利指出哈贝马斯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所关切的社会不平等之上，重建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 一方面，哈贝马斯有别于马、恩为代表的革命社会主义，一方面批评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改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承和转化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传统。 最后，张双利阐述了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不足。 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意指公民自愿结成的社团，以保障人权为前提，以双重政治为使命，并在功能上自我限定。 但是，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有其局限性。 哈贝马斯不仅认同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式发展，而且坚持“激进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框架，实际上是回避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以《强批判与弱批判之间——从韦尔默到霍内特的批判理论定位》，讨论了哈贝马斯的后学如何重新定位批判理论传统，也涉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诊断问题。 韦尔默在《交往、理性与乌托邦》中为其语言学转向奠基，使其能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相融合。 在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他从历史角度和理论视域出发，指出只有秉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才能够既保持对普遍主义的关怀，又不损害德国民族文化的本真性。 霍耐特在不同时期也回应了批判理论的定位问题，他在《批判理论——从中心到边缘》中，表示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对历史哲学有种依赖，还具有功能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倾向。 而外围人物对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缺乏的社会过程有种明晰的概念，所以他想以后者对抗早期核心人物的历史主义、功能主义和还原主义倾向。 霍内特在《谱系学重构下的批判概念》中，指出强批判与弱批判的二元区分过于简单，马克思主义之后已经很难找到一种理论可以履行上述双重功能。 他借助沃尔兹对批判模式的三种区分： 启示、建构和重构，把重构转向谱系学制约下的重构性批判概念。 一方面他将尼采的谱系学囊括进来，另一方面他要融合黑格尔和尼采的社会批判概念。 把对既定社会关系的内在批判置于一种谱系学保留的前提之下。 具体来说，他要将谱系学作为一种元批判的观点嵌入到重构模式当中。 这也就回到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得出的教训，将抽象道德原则进行脱离语境的运用，就会导向反面。

第三场研讨由中国政法大学文兵教授主持。

商务印书馆编审陈小文以《<醉翁亭记>的现身情态》为题，从海德格尔的“现身情态”概念切入，通过分析作为艺术作品的《醉翁亭记》，为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寻求基础。 首先，陈小文指出，我们之所以觉得看不懂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在于没有将其与《存在与时间》结合起来加以理解。 实际上，《艺术作品的本源》仍然以此在的存在论作为基础，其中讲到艺术与真理，实际上它包含着真理与存在、存在与此在、此在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艺术作品，它实际上讲的就是，人的存在是一种意义，当人领会了这种存在意义之后，就要想办法将其留存在历史上，留存的方式之一就是艺术作品。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就是这样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通过解构它的文本，揭示欧阳修写作时的现身情态，进而阐释此在存在的意义。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现身情态（Befindligkeit）”就是“情绪”，但是find这个词根有“发现”的意思。 “现身情态”的意思就是： 在存在者整体中此在首先是通过情绪展开自己的存在的。 欧阳修被抛到了滁州这一存在者整体中，作为一个“醉翁”以“乐”的方式在世，他乐于“四时之景”冥于物，乐于滁人之游泯于众，通过“乐”这一情绪遮蔽自己，沉沦在世。 但是正是在这“乐”的情绪中，欧阳修发现了自我。 “云归而岩穴暝”、“佳木秀而繁荫”表现了他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决心，“野芳发而幽香”、“风霜高洁”表现了他绝不沉沦的气节，“日出而林霏开”、“水落而石出”包含着他对沉冤昭雪的信心。 然而，面对皇权，他又无能为力，除了等待，欧阳修别无他法，显现出他深深的无奈。 作为此在的存在，他有着海德格尔所说的“烦虑（Sorgen）”。 我们通过《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基础分析，可以揭示欧阳修《醉翁亭记》的世界。 而“世界”正是《艺术作品本源》的基础。

中山大学李兰芬教授以《一种对人与学关系的新解释——从柯林斯对玄学的解读看》为题，基于柯林斯对中国玄学的解读，她指出了一种对人与学之间关系的新的解释方式： 做哲学的人如何通过一些特定的组织团体形式，来应对特定的社会处境的切身问题，产生新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首先，李兰芬对柯林斯关于玄学的解读作出了分析。 柯林斯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就是将玄学定义为中国本土哲学创造性的发展时期，而玄学的中断则是本土哲学创造性的停滞。 然后，李兰芬指出，柯林斯将玄学中的玄士分为了两大团体，一类是与儒家有关、但处于休闲和退隐生活的“竹林玄学”，另一类是直接居于儒家官方网络中的玄学家（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等）。 就竹林玄学来说，道教对其有很大影响。 但嵇康、阮籍等对待如欧阳修在现实处境中所遭遇的人生挫折，他们会通过道教同样所接受的道家老庄的文本来寻求心性上的解脱。 只是，与宗教化的道教区别开来，嵇、阮等玄学家对原始道家文献的吸收，既是理性的，同时又不与儒学完全相违背。 这与这些玄学家的生活处境有关。 与竹林玄学家不同，王弼、何晏以及郭象等体现了官方儒学的玄学。 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加哲学的方法来应对魏晋的动荡处境。 他们借用道家思想将儒家从存在层面上来讲的道德实践问题，变为了非存在层面上的人生问题。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转变，他们吸收了杨朱思想。 李兰芬认为柯林斯对玄学的这种解释突显了在特定社会处境下人与学的复杂关系。 尤为特别的是柯林斯指出，从魏晋玄学家生活及思想产生的社会处境看，魏晋玄学与儒学有很大关系。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魏晋玄学称作是新道学。 柯林斯在谈到玄学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却主要是冯友兰美国讲学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先生在这本书将玄学界定为 “新道家”，并对西方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但显然柯林斯对魏晋玄学人与学关系，跟冯先生的看法有不同。 更特别的是，汤用彤先生曾用“个体价值的思想”描述魏晋玄学，并主张魏晋玄学与汉代经学有学脉上的传承。 李兰芬指出，柯林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揭示了一些中国学术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清楚看到中国学术的问题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与西方不一样，中国学术更关心人，更侧重探讨人性及人的道德实践问题。

浙江大学王俊教授以《学院哲学和大众哲学： 从现象学和人智学开始思考》为题，通过对现象学和人智学之间的关联与疏离的考察，思考学院哲学和大众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指出，哲学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一种不纯粹性。 首先，王俊谈到，学院哲学与大众哲学的分裂出现在哲学专业化之后。 大众哲学在今天有许多的表现形态，而学院哲学在今天则面临着如何与生活重建关系的问题。 然后，王俊谈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流行的人智学与现象学分别在史料上和在思想上的关联。 就史料上的关联而言，倪梁康老师的一篇论文指出了胡塞尔跟人智学的关系。 胡塞尔非常推崇这种精神直觉，并且在他与施泰纳的思想阐述中，现象学与人智学可以相互验证。 胡塞尔的学生瓦尔特则试图将一种泛神秘主义的大众哲学与学院化的现象学联系起来。 在《神秘现象学》中，瓦尔特用现象学的方式来描述神秘的体验。 就思想关联而言，施泰纳有一本书叫《自由的哲学》，讲的就是用一种思想体验或者直觉来讲人的精神自由。 这一点与现象学可以沟通。 施泰纳还反对主客分离的认识模式、推崇思的经验、讲求整体主义的一种哲学观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现象学式的一些表达。 王俊认为，现象学与人智学的结合实际上也是现象学在20世纪能够流行的内在因素之一。 最后，王俊提出了“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这一反思，并且强调了哲学的不纯粹性。

苏州大学李红霞副教授以《现象学视域中的哲学社会学》为题，主要从海德格尔的角度谈论了现象学能够对哲学社会学产生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 首先，在李红霞看来，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直接承接者和发展者的海德格尔跟社会学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关注和凸显，然而，实际上从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开始，社会学领域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就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被他放在了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当中。 然后，李红霞指出，与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相比，哲学社会学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哲学同社会学之间的跨度是最大的，它们之间不像历史社会学或者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社会学那样在方法上有很多相近之处。 现象学对哲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弥合哲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的这种鸿沟。 李红霞接着谈到了现象学社会学，并指出其发展的情况并不那么乐观，现象学社会学家中只有少数像舒茨这样的人进入了社会学的主流之列。 最后，李红霞谈到了现象学可能对社会学有以下三点启发： 其一，对定性方法的启发，这种方法其实是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研究方法； 其二，海德格尔包括其他现象学家积极证实并接受日常生活世界中社会现象的感性丰富性和经验性； 其三，它能够为学科流派或者思想的基础和方法起着某种奠基的作用。

第四场研讨由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文兵教授以《政治认识论与政治判断力》为题，主要就伯林与阿伦特的“政治判断力”内涵展开讨论。 他认为，伯林把政治判断力建立在直觉、天赋之上，因而是不值得讨论的。 而阿伦特对政治判断力的阐述则很有创意。 文兵首先介绍了两人提出“政治判断力”的背景，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现实引发了学者们对普遍原则的怀疑。 文兵认为，阿伦特的“政治判断力”，实际上借用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 换言之，阿伦特将想象力作为对不在场的特殊之物的呈现，并通过共通感（common sense）把我们和他人协调为一个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扩大的心灵； 最后还要借助典范的作用，因为在政治判断力中并没有普遍的原则，而要达到一个针对特殊之物并具有普遍有效的判断，就需要借助典范的作用。 由此，文兵提出阿伦特“政治判断力”的一个缺陷： 政治判断力所依赖的典范之所以为典范，仍需要借助某些道德原则。

浙江大学张国清教授以《文明与正义： 人类生存的道德理由》为题，提出特殊文明如何与一般意义的正义相一致的问题。 张国清首先比较了中西哲学中“人”的概念，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合理性问题，并由此讨论历史上文明与正义的关系。 他先指出，文明的不一定是正义的。 张国清认为，断定文明存在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建成的城池遗址、发明的文字记载与制作的金属器具。 文明是早期人类生命演进的偶然成就，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而形成的社会行为、自然行为及其结果的总称。 至于正义，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晚近的偶然成就，是思想家经过设想、论证与实践后形成的社会活动的主导理念。 简言之，文明旨在超越野蛮，正义旨在超越邪恶。 然而，文明之中仍有邪恶。 例如，商王每年祭祀历代祖先时，用活人献祭。 然后，张国清认为文明与正义的融合需要道德理由。 他认为，历史上胜利者处置失败者生命方式的转变，即从战俘制到奴隶制转变，意味着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 然而，现代文明社会从奴隶制到自由平等的转变，则体现社会正义的胜利。 由此，张国清区分两种道德理由。 一种是不充分的道德理由，它们有时是不正当的。 一种是充分的道德理由，它们是无条件和必然的。 只有当不充分的道德理由与充分道德理由相一致时，它们才具有正当性。

中国人民大学李科林教授以《知识与经验： 萨特还是加缪》为题，提出哲学社会学与其说是学科交叉中的新方法，不如说是被提出的问题，是以社会结构和行为为透镜，查看哲学理念能否在现实中坚持主张，当然也可以是从哲学理念出发，检查社会行为，乃至社会结构之中如何表达群体性观念。 “知识与经验”只是对此宏观观察提供的一个切线。 为了恰当地画出这条切线，当代法国哲学的萨特和加缪为我们提供了确定线条方向的两个端点。 李科林首先考察“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演变。 她指出，十七世纪时人们用法语“Belletrist”描述与文字打交道、能读能写的这群人。 简单地说，就是拥有文字能力的人，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教育活动的推广，读写能力已经不再能有效地描述这群人，人们开始用“intellectual”指涉拥有知识的人，这个词的词根lect既有收集的意思，也有说话的意思，从这个词根我们就能察觉到文人群体到知识分子之间微妙的改变。 然后，李科林简单回顾了萨特与加缪两人从建立友谊到关系破裂的过程。 两人在1943年萨特的《苍蝇》首映上结识并建立友谊，在50年代的时候关系恶化，甚至在公共场合恶语相向。 李科林从具体事件的梳理中寻找解释两人决裂的原因。 1944年，加缪成为《战斗》/Combat报纸的负责人，他借用这份报纸表明法国参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寻求幸福。 而萨特在1945年创办了《现代时报》/Les Temps Modernes，同样也借助于期刊表明文学参与社会的理念，尤其是在所迎来的和平时代中，知识分子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随着更多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加缪和萨特之间显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包括加缪对于暴力的谴责，而萨特对于理念的坚持。 最后，李科林认为若将两人置于战后法国思想运动的历史发展中来讨论，人们对于二人观点的接受和反思就会体现出法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 在五十年代，左翼思想垄断文化与思想领域。 然而从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法国知识分子思想经历了多个层面的转变： 从法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到右派逐渐占据上风，虽然左派思想则在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中明显弱势，却仍在文学艺术领域以开放性的理念引导着新的创造。

中山大学陈建洪教授以《作为哲学社会学的政治哲学》为题，从“政治哲学两义”出发，揭示出哲学的“求知”与“否定”含义，并从哲学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中提出“哲学政治学”的要求。 他首先阐述了施特劳斯为政治哲学给出的两类定义： 一类把政治哲学视为哲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其重点是对政治的哲学思考； 另一类则把哲学称为哲学社会学问题，也即政治哲学问题，其首要意义在于对哲学的政治反思，而不是政治的哲学分析。 由此引出哲学的政治问题。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总被称作“年轻的心灵”，意指哲学家习惯于质疑传统，总想在古老善好之外寻找自然善好，追问本质。 是故，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理论沉思的方式追求真知。 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则属于此类求知的典型。 哲学追问在苏格拉底提问中，总是表现在对话中习以为常的观点不断被否定、被颠覆。 然而，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命题，一方面表示哲学家对于真知锲而不舍地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世界和人生并不完满。 在克尔凯郭尔的解读下，不仅苏格拉底的反讽被称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而且哲学也被视作通往真理的道路，而非真理本身。 因此，陈建洪认为，哲学作为对智慧的爱，首先是一种爱。 这种爱是对现存事务的根本否定，因而在哲学与社会的紧张中表现出爱之危险。 最后，他指出要想突破这类危险则需要具有政治意识的哲学以及具有哲学意识的政治。

在闭幕致辞中，中山大学陈建洪教授表示第二届哲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圆满成功，发言和讨论精彩纷呈，他向与会专家拨冗与会表示衷心感谢，也希望大家接二连三地继续支持第三届会议的召开，为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