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峻赫教授认识多年。 当年他在韩国高丽大学任教时，曾举办关于共和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对郭教授在共和主义理论方面的深厚学养颇为敬佩。
最近几年，郭教授移师中国，执教于中山大学（珠海），更多了相互交流的机会。 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所主持的“政治哲学讲座”、“比较哲学讲座”、“全球正义讲座”。 讲座坚持数年，演讲者大都为政治哲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讲座内容涉猎广泛。 这几个讲座系列已成为国内政治哲学界的知名品牌，成为政治哲学学人了解国际学术前沿的窗口。 郭教授能够组织如此高水平的讲座，不仅展示出他对当代政治哲学研究前沿相当熟悉，而且显示他有与国际学术界前沿对话的能力。
现在，郭教授又贡献了这部《西方政治哲学导论》，显示他不仅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前沿有深刻了解，而且在西方政治哲学史领域有非同寻常的功力。
这部著作有几点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独特的人物传记。
举凡思想史著作，关于思想家的介绍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实在说，不少思想史著作中的人物介绍平淡无奇，毫无目标，令人在阅读时昏昏欲睡。 郭教授对书中涉及的25位思想家的介绍并非面面俱到，而是致力于展示影响人物思想发展的重要人生节点，其目的是“重新诠释其思想形成过程”。 鉴于此，人物生平介绍虽言简意赅，但与诠释思想家的理论有密切联系。
以如此方式展示思想家生平需要扎实的学术基础和驾驭文献的功力。 郭教授在这方面并未辜负读者的期望。 可以说，他对所有思想家生平的介绍都有扎实的文献依据。 而且，他颇善于旁征博引，从广泛的文献中摘出能够有助于诠释思想家观点的情节。
以修昔底德为例，他根据普罗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资料，不仅描述了修昔底德的家世、教育、军事经历，而且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文本，指出修昔底德高度评价伯利克利，称其为既代表公民又不依附于公民意愿的民主领导人。 如此描述并非仅仅给读者提供一些奇闻轶事，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意涵。 作者的目的在于强调，修昔底德对伯利克利之褒扬与对其后政治家的贬抑形成鲜明对比。 伯利克利具有“判断力”和“先见之明”，是政治家，而其后的所谓政治家充其量只能算是“煽动家”。 郭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在希腊民主制度下，“政治家”和“煽动家”并不容易区分。 “在当时的社会，在议会中说服人民的真正民主领导人与向人民献上甜言蜜语的人都可以说是‘煽动家’。 ”如此分析，不仅为理解希腊民主制廓清了关键概念，而且也为今天在民粹主义猖獗时代思考政治家与煽动家的异同提供了启迪。
郭教授对西塞罗生平的描述颇有特色。 他首先引出莎士比亚笔下那个自负、固执、胆小且晚景凄凉的西塞罗形象，然后以细腻的手法，通过“外部人西塞罗”、“罗马人西塞罗”、“雄辩家西塞罗”、“政治家西塞罗”，展示出一幅多面而高尚的西塞罗。 这位西塞罗是代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家，是为了公民自由奉献出生命的哲学家，是品格杰出、充满仁爱的道德模范，是比起自身安危更看重公民自由的政治家，是亲自展现了柏拉图理想中的哲人王。 如此生平描述与对西塞罗共和主义理论的分析融合在一起，烘托出一位伟大的共和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形象。
而且，颇为难能可贵的是，郭教授在描述同时代不同思想家时，往往能够从各种资料中挖掘出思想家之间的交织，从而展示不同思想家的理论特征。 譬如，作者在论述伊拉斯谟时，将他和托马斯·莫尔、邓司·司各脱、马丁·路德等同时代著名思想家的沟通、交织与分歧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仅展示了伊拉斯谟的政治哲学观点，而且展示了十六世纪欧洲在新教改革冲击下思想界的激荡。
第二，深邃的理论分析。
撰写思想史著作，最具挑战的是分析、概括思想家的理论。 对于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和经典著作，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研究者都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而其解释与原著的契合程度以及所包含的理论创新程度乃是评价这些不同解释的标尺。 对于一部通史性思想史著作而言，涉及众多思想家，要做到既忠实思想家原意，又对探索政治哲学理论有所启迪，且能够达到逻辑自洽，委实不易。
郭教授对几十位政治哲学家思想的解释虽囿于篇幅，相对简略，但颇有新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相当娴熟地将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结合在一起，对思想家的理论作出颇为准确而深刻的分析。
譬如，作者关于柏拉图的一章颇显示在这方面的努力。 作者描述了柏拉图对现实政治的失望。 “三十僭主的无能令年轻的柏拉图放弃了成为政治家的梦想”，“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亡令他对政治权力的期待幻灭”，“而在叙拉古的最后两次经历则使老年柏拉图彻底抛弃了对现实政治的期待”。 不过，所有这些挫折都没有打破柏拉图对“正义的政治”的希望。 而正是这些希望凝聚在他那些不朽的对话中。
然后，作者基于对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的文本解读，展开分析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他高度重视《理想国》第一卷，认为该卷包含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关怀，即“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该卷最终通过强调统治者应该为了“他人的好处”而统治来消解政治与哲学的紧张。 作者还展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理想主义追求并未在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律篇》中完全放弃。 在这些后期著作中，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正义的追求，“就算需要通过法律的支配也要努力实现最佳政体。 ”
作者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一章颇有特色。 他不仅颇为细腻地描述了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公职经历、政治挫折，而且对马基雅维利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几个问题有详细的考据式研究。 譬如，“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常常被冠以“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头衔。 但作者强调，“马基雅维利所谓“关注结果”这句话，并不能被简化为“目的使手段正当化”，因为其中包含着冷静的政治哲学反思与复杂的修辞学考量。 即便他的政治现实主义并不符合当时知识分子主流见解，即西塞罗的道德观或基督教的伦理观，但我们也很难断定他提出的劝诫就是“结果使一切东西正当化”或者“应当不择手段获取权力”。 这是因为，“一方面，这里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们的治世经验，即在事关政治共同体存续的问题上不能使用道德的尺度； 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共和主义哲学家的恳切呼吁，即为了政治共同体的存续，君主需要联合的势力不是贵族而是平民。 ”
作者还进一步考释道，我们习以为常的《君主论》这个书名最早是日文翻译的结果，由此，“君主”当然也就具有东亚君主制的意涵。 但事实上，拉丁语题目原本会令人联想起初期罗马帝国皇帝宣称自己是罗马共和国继承者时所使用的“元老院的首长”这一称谓。 因此，郭教授进一步推论道，“若考虑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对即将重建罗马共和国的‘新君主’的殷切期盼远非‘君主’或‘君主论’所能展示的。 ”
鉴于如此分析，作者强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论李维》所传达的政治态度都是一样的，即既强调共和主义，保障人民的自由，又强调共和国有时会需要具备帝王式权力的个人。
此外，作者在讨论霍布斯政治哲学时，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关于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对比。 作者注意到，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摆脱古典哲学，拒斥主导中世纪的宗教信念，承认人类的利己欲求，并从死亡恐惧中推导出政治制度的必然性。 但二者的政治哲学有一些根本的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中不同利益之间矛盾甚至冲突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认为矛盾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妥善处置，还可以成为社会稳定与安全的机制。 阅读过美国制宪文件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的人不会不注意到马基雅维利这一理论对美国制宪的影响。 与马基雅维利相反，霍布斯则把矛盾视为一种需要管制、净化的恶。 作者以寥寥数语，十分简要地揭示了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争议放在当代西方关于多元主义政治的争论中思考。
在思想史著作中，常常会发现一些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长篇大论。 郭教授的著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全书风格明快简洁，论述严谨有据。 这些年，不仅在科学界，在人文社科领域，常常会听到一种呼唤，希望大家写小书，即由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写一些能够让一般读者喜欢读、能读懂的书籍。 郭教授的著作应该说在政治哲学领域树立了典范。 这本书既可以作为政治哲学专业教学研究人员颇有价值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政治哲学入门大学生的阅读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