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2022年11月19日至20日，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研讨会顺利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对话与互鉴中的当代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研究”为主题，采取线上研讨方式进行。 参与本次会议的包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埃塞克斯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等国内外多所学术机构和高校的学者。

11月19日上午，我系系主任陈建洪教授为本次研讨会致开幕辞。 陈建洪教授在表达了对各位与会师生的热烈欢迎后，简要介绍了我系的发展规划和前景、学科建设特色、师资力量等情况，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场研讨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莫斌副编审主持。

来自中山大学的方向红教授做了第一场报告，题目是“困在时间中——一个现象学的描述和咨商方案”。 报告首先指出现象学的方法论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进一步下沉到实践层面，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难提供描述、反思或治疗，并将此设想称为“现象学咨商”。 在简要介绍了国外已有的相关文献和思路后，方向红老师指出了这些咨商流派的共同特点和缺陷。 接着，方向红老师以个体困在时间中的症候为主题，引入时间线和空间线概念以及对时间的空间性证明，重点介绍了三种形式的困，分别是困在交织或重叠的空间线中、困在新建或新创的空间线中和困在空间线的空间本身之中。 方向红老师进一步指出，“我”困在“时间”中的解决方案是以回到时间之中为旨归，并给出了三个步骤并给予论证。 最后，方向红老师认为，我们应该把现象学咨商看作是一门奠基在现象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应用学科，引导来访者实现治愈和升华。

来自同济大学的徐献军教授做了第二场报告，题目是“无意识和阿赖耶识”。 徐献军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精神分析和佛教比较研究的背景，接着引入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概念，指出这一假设的重要性和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三个论证。 随后，报告引入了佛教中的阿赖耶识的概念，表示佛教中的“心”分为八个层次，前六识属于人的感知范畴，对应于弗洛伊德的“意识”，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则对应于“无意识”。 徐献军老师指出阿赖耶识的作用是储存一切法的种子，是佛教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对阿赖耶识的论证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佛教信仰内部的推论，另一种是徐献军老师所采取的借鉴弗洛伊德的思想从信仰外部进行论证。 徐献军老师进一步比较了无意识与阿赖耶识的相似之处和区别，最后得出结论： 精神分析有其局限性，佛教可以对其进行改造，并成为其中国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同时，精神分析可以引导佛教解决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因此也是佛教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在讨论环节，王亚娟老师针对方老师报告中的空间线之困提出问题。 首先，王亚娟老师理解空间性是在世关系的现实性，是时间性的在世存在，并以此引出空间线是身体性的关联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王亚娟老师认为在咨商的方案上，如果空间线之困在身体性关联中得到说明的话，那么文学艺术的解决方案就显得不那么有力，而是需要身体性的关联来填补空间性空白或错位。 对此，方向红老师做出回应。 方向红老师认为加入身体性关联的维度是正确的、有必要的，但对身体的理解应该建立在梅洛-庞蒂“肉”的概念上，不能做主客、身心的二分。

居飞老师则从如何看待记忆混乱这个角度提出问题。 方向红老师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 一是胡塞尔在讨论到内时间意识时，谈论到这个情况，指出不要将时间化的过程理解为主动的过程，而是自发、自动的进行过程，有自己组织、进行的方式； 二是从他的报告出发，认为不要预设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而只谈论时间和空间是如何具体运动的过程，并对其做现象学的描述。 居飞老师进一步追问如何理解时间，是将时间作为第一性的本体考虑还是仅作为工具论的东西，以空间或身体来定义时间？ 方向红老师回应： 在现象学咨商中，要排除本体的预设，所做的是将现象学所已取得的成果拿来运用，但关于这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二场研讨由同济大学的居飞副教授主持。

来自浙江大学的郭婵丽博士做了第三场报告，题目是“情感、身体及‘肉’——亨利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身体问题”。 首先，郭婵丽老师简要介绍了身体问题的理论背景，并着重强调了米歇尔·亨利不同于传统对身体的本质规定，而更强调身体内在感受的不可还原性和自行-感发的显现方式。 接着，报告借助亨利的观点，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同样关注身体的内在性本质，也是通过一种非反身性的内在感受而得到规定的，并从弗洛伊德早期的“内源刺激”和后期的欲力学说展开分析。 最后，郭老师得出结论： 有别于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及以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的身体观，对于身体的本质这一问题，亨利现象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对话提供了另一种关于身体与生命之真理的言说，引导我们探求内在的、本己的、情感化的身体。

来自厦门大学的黄秋萍博士做了第四场报告，题目是“论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的善与恶”。 首先，黄秋萍老师考察了拉康的精神分析伦理学中善的功能和实质，指出了其与传统伦理学之间的区别。 接着，黄秋萍老师指出康德伦理学是一种形式伦理学，其在内容上的空洞促使拉康通过萨德的原乐伦理学把康德伦理学中缺失的欲望的维度重新找回来。 在介绍了康德的四种“根本恶”的形式后，黄秋萍老师分析了拉康及其追随者齐泽克对“根本恶”概念的重新讨论和发展。 最后，黄秋萍老师结合马克思思想传统，在精神分析视域下对善与恶的判断以及善与恶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反思。

在讨论环节，居飞老师针对文本的翻译提出问题，他更倾向于将“Trieb”翻译为“冲动”，这样能更好地体现弗洛伊德这个概念的哲学起源，更关键的还在于弗洛伊德将“冲动”定义在身体和精神之间，如果译为“力”（欲力或驱力），会太过偏向机械论，过于关注其生物起源而忽略其精神的一面。

卢毅老师和黄秋萍老师针对拉康关于律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拉康通过康德和萨德揭示了主体和律法关系的悖论，虽然律法对主体具有构成性，但律法同时却不可避免产生一种过剩，使得主体和律法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中。 卢毅老师认为，拉康表面上讨论康德和萨德，但背后其实涉及基督教的主题。 拉康试图从其精神分析的立场理解和揭示“爱”这一西方古老的话题，试图用“爱”来超越各种形式的律法主义。 卢老师认为，关于律法与爱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立场会有所启发。 拉康对“爱邻如己”所做的精神分析式的伦理学解读，可被视为一种对超越律法的爱的宣扬，这种爱在根本上指向作为我们最近“邻人”的欲望，而爱欲望也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揽责，是一种伦理的姿态。

黄老师认为“揽责”有拯救的意味，在拉康的语境下是主体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使命，对“大他者”的空洞和匮乏进行揽责，而在马克思哲学中，则是无产阶级被赋予了这一角色和使命。 但黄老师也怀疑“揽责”是否太过理想化，因为主体是从律法中分裂出来的，更多是一个质问的主体或歇斯底里的主体。 卢毅老师认为这个主题可以与列维纳斯的相关思想联系起来探讨： 如果拉康式的主体和列维纳斯式的主体都是需要为某种形式的他异性揽责的伦理主体，那么问题在于是出于律法还是爱而去揽责？

王光耀老师针对亨利在哲学史上的定位提出一个问题，即亨利是否能纳入到斯宾诺莎的内在主义当中？ 斯宾诺莎的内在主义和亨利的绝对内在性显现方式之间，这两种内在性之间是否有勾连？ 在当代法国哲学中，有一种路径是斯宾诺莎—德勒兹的世界整全的内在性，另一种是像列维纳斯那样坚决反对这种内在性，而亨利在其中是什么定位？ 郭婵丽老师对此做出回应，认为亨利的理论来源更多继承自德比朗和法国精神论的传统，他的内在性更多基于身体的维度，而非早期的精神内在性的概念。 亨利并不适合纳入斯宾诺莎思想传统的维度来考量其内在性，不宜将亨利归入任何一个既有的思想阵营当中。

第三场研讨由浙江大学的马迎辉研究员主持。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的黄旺副教授做了第五场报告，题目是“生死欲力‘之间’的逻辑——德里达《生死》研讨班与理解解构哲学的一条线索”。 首先，黄旺老师指出德里达试图从生物学、社会有机体、信息科学或文字学这三个领域去理解和揭示生死之间的逻辑，并在生死之间的这种运作中揭示一种和传统的辩证逻辑相对抗的逻辑。 接着，黄旺老师介绍了作为形而上学内在模型的活生生的有机主义，但德里达在活生生的有机主义中看到书写的运作，并由此批判传统主体哲学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倾向。 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主体性哲学或意识的主体性，而试图发现其背后无意识的运作、死亡的运作。 生与死之间的运作，本质是程序的复制和选择的交互作用。 在回顾了生物学中的复制/选择的准先验模式后，德里达反对雅各布用先验去支配经验，用生去支配死的做法，而是认为两者应该相互作用并产生差异性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复制（代表死）与选择（代表生）之间的“模型的循环”。 最后，黄旺老师认为德里达最终收束到精神分析视域中去理解生死的逻辑，一种不可能的逻辑，在生死之中发现“双重约束”。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曾文勇做了第六场报告，题目是“欲望的结构与解构——拉康欲望理论的阐释与辨析”。 报告首先介绍了欲望理论在拉康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理论来源。 接着，报告重点阐释了拉康的欲望结构： 一是欲望的能指结构； 二是给出了四个逐级递进的欲望图式； 三是欲望的拓扑结构，并通过莫比乌斯带和波罗米结的例子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 之后，报告认为在法国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拉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拉康在坚持结构的观念和方法的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解构主义思想，并主要从漂浮的能指、缺场的在场、没有元语言和解构主体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最后，报告比较了德勒兹和拉康的欲望理论，指出拉康与德勒兹的欲望理论虽然都与精神分析联系紧密，但却有许多对立之处和不同的理论侧重。

在讨论环节，卢毅老师认为黄旺老师的报告揭示了弗洛伊德和德里达的关系（精神分析和解构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很重要但常被国内学界忽视的问题。 接着，卢毅老师也提出一个问题： 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和他的解构哲学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之处？ 黄旺老师对此做出回应，他认为德里达更多是受益于精神分析，借助精神分析的视角拓展其解构的方式和领域，但德里达对精神分析也提出一些批评，集中批判了精神分析的不可能性，以及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精神分析进行批判。 他认为德里达的关注点和精神分析还是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马迎辉老师向黄旺老师的报告提出一个困惑，即德里达的解构如果是以活的在场为基础而非讨论在场本身如何建构起来的话，那么德里达的“死”最多只是“睡眠”，而非真正的死亡。 如果是对现象学的解构，活的在场一般是三维时间域，如果不涉及三维时间域本身的构成，谈“不在场”其实不过是在场的某一种变形。 黄老师对此做出回应，认为德里达的主要意图恰是揭示在场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即“在场”实际上在和“不在场”的关系中建构起来。 我们从无时间性的角度谈论无意识，是基于无时间的东西去谈论时间如何建构起来。 因此德里达认为像胡塞尔谈论时间的建构，并没有深入到真正根本的问题，即真正的时间视域的建构，是基于无时间的东西的。 黄老师认为这也是德里达借助精神分析形成的思路，即如何从纯粹无时间的东西、原始的东西去建构时间性。

卢毅老师同曾文勇博士生就拉康欲望理论的社会-政治哲学效应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报告中指出，德勒兹的文本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拉康则没有。 卢毅老师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并提出了两种证据。 一是直接的证据，在1969年，拉康提出“四种话语”，即四种社会联结形式，实际上在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个部分可以被看作拉康政治哲学的宣言，也为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可以介入到政治话语讨论中的可能性； 二是间接的证据，拉康之后包括阿尔都塞、詹姆逊、齐泽克、拉克劳等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拉康的思想资源构建其政治理论。 基于以上两点，卢老师认为，拉康的政治哲学效应，不一定弱于德勒兹。 曾文勇博士生表示，报告比较关注对拉康欲望结构的探讨，没有深入考察拉康的“四种话语”以及相关文本。 但他认为拉康没有阿尔都塞、德勒兹等人在微观政治学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大，拉康本人对该领域的介入并不多。

当日下午，本次研讨会的第四场研讨由中山大学的朱刚教授主持。  

来自南开大学的林建武副教授做了下午的第一场报告，题目是“作为‘神经错乱者’的‘人质’:论列维纳斯与弗洛伊德的 ‘创伤’概念”。 林建武老师着眼于从列维纳斯后期的震创概念，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概念进行对照性阐发，并给出了一个应用性的案例。 他指出，列维纳斯将创伤的来源归结为与无限和超越的相遇，这种相遇一旦发生在“自我之中”，其所产生的就是最为激烈的震创，而震创是引发精神错乱的根源，也即会让主体经历一种自我同一性的撕裂。 根据对弗洛伊德三篇文本的梳理，林建武老师认为弗洛伊德的创伤概念具有某些与列维纳斯对创伤的描述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同时由于二者对创伤概念在理论中的定位不同，会指向两种不同的道德立场。 最后林建武老师介绍了将这一概念（尤其是列维纳斯的创伤概念）与对PTSD的分析相联系的尝试。

来自苏州大学的王光耀老师做了下午第二场报告，题目是“快乐与善——列维纳斯及其他”。 他首先指出，快乐与善的关系问题是西方伦理学史上历久弥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有快乐主义、美德伦理学、禁欲主义、义务论等。 相较之下，列维纳斯对快乐和善的关系的讨论一直以来被研究者忽视。 通过梳理列维纳斯对快乐问题的现象学考察、对感性问题的讨论等，王光耀老师论证了列维纳斯思想中有一套系统性的快乐与善的关系的理论，认为快乐与享受构成了通往善与伦理的必要环节，而善则体现在无偿地朝向他人的需要与快乐，二者之间具有微妙的张力性关系。 最后，王光耀老师把列维纳斯放入思想史语境中，与前述的伦理学范式进行了对比。

在讨论环节，主持人朱刚老师就“精神错乱”的翻译问题以及对感性享受的存在论层面与存在者层面的区分问题分别与两位报告人进行了探讨。 林建武老师认为“精神错乱”这一翻译带有较少的前导性的预设。 王光耀老师对感性享受两种层面的区分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第五场研讨由来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傅楚楚主持。

来自埃塞克斯大学的王晨阳老师做了下午的第三场报告，题目是“象征和主体间性： 梅洛-庞蒂与拉康中期的无意识理论辨析”。 报告主要比较梅洛-庞蒂与拉康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从象征层面对无意识概念进行的重构和解读。 王晨阳老师首先从梅洛-庞蒂无意识的象征转向入手，通过展示梅洛-庞蒂对经典精神分析案例的解读，指出了梅洛-庞蒂的核心观点： 性是存在的不确定性——只能在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相遇中实现。 通过进一步展现梅洛-庞蒂对弗洛伊德两个案例的重新解读，王晨阳老师指出象征基质代表了梅洛-庞蒂对于无意识的新理解，即无意识只有通过象征基质来理解才能真正具有构成性的力量； 而对于拉康来说，他人的具体面目是模糊的，对主体产生决定作用的不是某个说话的人，而是作为大他者的语言结构本身。 报告最后探讨了梅洛-庞蒂和拉康之间的分歧和对话的可能性。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孙聪做了下午的第四场报告，题目是“从内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梅洛-庞蒂的‘无意识’观初探”。 报告指出，波利泽尔认为弗洛伊德受到心理物理学的科学心理学的影响，试图把第一人称的感性经验还原成第三人称。 梅洛-庞蒂受到波利泽尔的启发，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情结、升华等机制形成了一种精神分析体系所提供的因果关系，无法描述生物有机体的运作。 梅洛-庞蒂把主体的精神发展理解成渐进的格式塔的过程，是结构的再建构的整合过程，并且这种整合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 报告认为，梅洛-庞蒂批评的其实是流俗的弗洛伊德主义观点，而精神分析和现象学、法国当代哲学有很多互动，甚至期相互之间的误解也会具有生产性。

在讨论环节，余一文向孙聪提出了问题。 余一文表示，梅洛-庞蒂认为性存在不确定性，而拉康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悲观，认为性关系是不存在的，这样对比来看梅洛-庞蒂的观点，即性作为存在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更乐观的理论。 孙聪认为，恰恰相反，拉康的理论更加乐观，因为性总是要配对，不停寻找对象，而从梅洛-庞蒂的角度，主体则被悬置了。 没有性关系不是没有性，因为没有性关系，就没有梅洛-庞蒂所说的氛围或配对的限定，是更加自由、更具主体性的看法。 拉康设想了自由主体的可能性，因此似乎更加乐观。  

接着，卢毅老师认为： 梅洛-庞蒂从克莱茵的对象关系理论出发，批判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有太多观念论的倾向而没有身体关系的来源，这一点值得商榷。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规划》这一蕴含了关于婴儿早期与母亲之间的身体性互动关系对于无意识以及身心关系之奠基作用的关键文本，1960年之后在拉康的强调和重新发掘下才得到重视，因此对梅洛-庞蒂的弗洛伊德批判可以有后续的讨论和澄清。 孙聪也认为克莱茵的发现实际上在弗洛伊德那里已有论述，而且可能更加深入。

第六场研讨由四川大学的谷建岭老师主持。

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刘逸峰博士做了下午第五场报告，题目是“‘母亲’的意义与主体之孤独——在弗洛伊德与胡塞尔之间”。 刘逸峰老师介绍了“母亲”与同一性构造内涵包括： 重复与同一性、“母亲”作为苦楚的第一个对象和不可完成的重复三个部分。 刘逸峰老师认为，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纠葛实际上表明了“母亲”本身的纠结境地，并详细分析了胡塞尔与弗洛伊德在意识、主体等概念上的差异。  

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士生陶佳意做了下午第六场报告，题目是“重复与精神分析”。 报告认为，对重复概念的把握让我们可以更贴近弗洛伊德思想中对重复与所重复东西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遗忘似乎有某种本质原因，这便是被称为“记忆屏幕”的东西，回忆意义上的重复总是在显现过去事物的同时遮蔽着它。 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所讨论的并非是重复者的充实的意义，相反，弗洛伊德早已承认了重复者的最丰富、充实的意义并不能进入分析。 但是弗洛伊德并未放弃对重复者的充实意义的追求，他只是把这个希望放在了作为重复者本质之反题的抵抗身上。

11月20日上午，第七场研讨由商务印书馆的关群德编审主持。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宁晓萌副教授做了第一场报告，题目是“一种特殊的交互主体关系研究——梅洛-庞蒂论教育”。 宁晓萌老师首先介绍了选题的缘由，指出梅洛-庞蒂从精神分析的治疗中看到了一种实践的维度和情感的维度，希望通过研究教育来考察带有实践和情感维度的鲜活的交互主体关系。 接着，在详细阐明教育活动中发生的交互主体关系后，报告转入对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的反思，着重分析了儿童成长的三大阶段——镜像阶段、俄狄浦斯情结和青春期。 最后，在简要概括梅洛-庞蒂对儿童画与儿童话语的发现后，宁晓萌老师指出了教育问题自身存在的困难，阐明了关于教育的思考对交互主体关系研究带来的启发。

来自南开大学的王亚娟副教授做了第二场报告，报告题目为“肉身的谱系——梅洛-庞蒂现象学与弗洛伊德主义的交叉”。 首先，王亚娟老师围绕肉身现象学如何突破意识现象学的界限问题进行探究，认为梅洛-庞蒂的肉身观念是在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借鉴中形成的，弗洛伊德在性欲基础上对潜意识的分析能够突破现象学明证性的界限。 接着，王亚娟老师基于肉身概念进一步阐述了欲望的投射-内摄中的可逆性框架，指出梅洛-庞蒂借助镜子隐喻以达成示范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侵越目的。 最后，王亚娟老师认为原初的否定性能够为这种可逆性提供本体论的阐明，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在对肉身本体论的阐明中实现了和鸣。

在讨论环节，孙聪向宁晓萌老师提出了问题。 孙聪认为梅洛-庞蒂对瓦隆镜像阶段的运用和拉康是相似的，两者都有为他人而存在的表述。 在拉康那里，为他人而存在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为他人的欲望而存在，而在梅洛-庞蒂这里的为他人而存在是否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向呢？ 进一步说的话，梅洛-庞蒂是否认为儿童在主体间性的互动中有一个应该导向的发展方向呢？

对于这一问题，宁晓萌老师认为梅洛-庞蒂在这一问题上是比较中立的，他更强调的是一种互相为了彼此的存在，而不是单方面的为我或为他的存在，他始终关注的是一种相互关系，因此这个他人是自我与他人的张力之中的一个他人因素。 此外，宁老师认为梅洛-庞蒂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儿童应该怎样做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尽量减少对儿童自由的侵犯，并尽可能从儿童的视角去研究儿童经验，教育的本质就应该是尽可能地把儿童自己的视角纳入对教育的理解中去。

接着，卢毅老师向王亚娟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希望王老师能够澄清欲望谱系的内涵。

王亚娟老师指出，报告题目中“肉身的谱系”是从肉身的缘起、运作机制及其内涵来谈论谱系学。 这种谱系学是对于现象学的现象学，肉身概念正是在这种谱系学的追溯中呈现出来并与欲望问题相关联。 欲望的参与和运作为肉身提供了一种缘起性的说明。 欲望在获得肉身的核心概念即“可逆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王亚娟老师赞同卢毅老师把这种谱系学理解为一种肉身的发生学的说法。

第八场研讨由东南大学的姜余老师主持。

我系的卢毅副教授做了第三场报告，题目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无意识意向性与心理决定论”。 卢毅老师首先通过《论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这一文本引入了两个具有重要哲学意蕴的论题，即无意识意向性和心理决定论。 接着，卢毅老师对无意识意向性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卢老师认为过失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只能用无意识意图和意识意图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这种交互具有一种妥协性。 尽管弗洛伊德并未明确提出“无意识意向”这一说法，但基于弗洛伊德的文本与表述，卢老师认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实际上发现了“无意识意向”。 这种无意识意向和心理决定论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卢毅老师围绕心理决定论的两大疑难较为系统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决定论，澄清了由此出发研究心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问题的新思路。

来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崔丽俐做了第四场报告，题目是“列维纳斯的伦理时间： 从父性时间到母性时间”。 首先，报告详细阐述了列维纳斯提及的两种时间性的伦理关联，其一是《总体与无限》中涉及的父性时间，其中父子关系指向一种不断重新开始的时间之可能性，列维纳斯借此揭示出无限是如何可能的； 其二是《别于存在或超出本质》中阐述的母性时间，其中母子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线性时间的历时性，即一种不可恢复的久远过去。 接着，报告进一步探究了列维纳斯在从父性时间转向母性时间所面对的质疑与回应，试图揭示两种时间分析之间的结构关系。 最后，报告指出这两种时间都不能被简单地还原到已有的时间性框架之中，而应当被视为一种伦理发生的隐喻，这为我们对时间性问题的探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伦理视域。

在讨论环节，姜余老师向崔丽俐提出了两个问题。 姜余老师指出拉康也有类似的关于母子关系的观点，同时引入了逻辑时间的问题，那么，父性时间、母性时间和社会化的时间是否也能够从逻辑时间的角度来讲？ 或者说，逻辑时间和伦理时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其次，姜余老师认为女性他者是否就意味着母性的他者，列维纳斯是否有区分女性他者和母性他者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崔丽俐指出列维纳斯实际上认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时间性的思考，但不同之处在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更多是个体或个体自我的时间性，列维纳斯要做的就是跳出这个个体自我去追问时间性的条件，把时间性的问题带回到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 逻辑时间并不是列维纳斯主要考量的问题，他关注的核心是逻辑时间发生的条件。 对于第二个问题，崔丽俐指出列维纳斯并没有严格区分女性和母性。 女性他者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具体的他者，而母性不是具体的，而是一种母性的特质，两者相对来说不太能比较。

接着，余一文向卢毅老师提出了问题，认为卢毅老师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意图作为一种区别于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另外一种意图来解读的方式是可行的，但是是否也有另外一种矛盾的解读方式，即把把无意识概念还原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维度？ 但是这种解读方式是弗洛伊德所反对的。

卢毅老师认为这一问题是精神分析和现象学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如果承认无意识是某种边缘意识或者原发意识或者意识的任何一种形态，那么精神分析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另一方面，卢毅老师指出虽然从现象学的角度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还原为意识的某种形态是可能的，但这样就会错失精神分析基于无意识提供的一种别于意识的视角。 这种视角本身有其自身的独特意义，也是精神分析的价值所在。

第九场研讨由中山大学的卢毅副教授主持。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旭博士做了第五场报告，报告题目为“福克斯以身体为核心的现象学人论——兼论其对脑神经科学的批判”。 王旭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福克斯及其研究领域，并指出本次报告将主要围绕福克斯的“身体”概念而展开。 接着，王旭老师阐述了福克斯对近代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以及当代脑神经科学的还原论的批判，进一步引出并详细阐释了福克斯的立场： 人论的核心是身体-躯体所构成的双重向度。 最后，王旭老师总结道，福克斯对人的构想并不是要回到田园牧歌式的身心合一，而是穿越近代身心二元论的遗产以及技术时代脑神经科学的成果，去建立一套更为成熟系统的人论。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余一文做了第六场报告，题目是“同感现象（Einfühlung）和无意识的假设——利普斯、弗洛伊德和拉康”。 报告主要梳理了从利普斯到拉康关于无意识及同感概念的变迁。 报告指出，利普斯开创了将无意识作为假设的先河，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的提出打下基础，同时在继承费肖尔的模仿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同感概念； 弗洛伊德则吸收了利普斯“假设”的方法论而建立无意识的概念，也吸取了同感概念作为理解他人的手段； 而拉康评述弗洛伊德选择的是从“不确定”的地方建构无意识思想，而不是像现象学那样从确定的体验行为开始。 最后，报告指出，虽然当代现象学和精神分析之间存有一堵“墙壁”，但墙两侧依然是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的，两者对于理论研究及临床实践来说都颇具意义，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能够沟通墙的两侧的思想出现。

在讨论环节，王亚娟老师针对福克斯关于“自我极”的态度向王旭老师提出了问题。 王亚娟老师认为福克斯一方面砍掉了胡塞尔在身体关联上的“自我极”，并不想返回原初的身体性，另一方面又无法拒绝这条路径，那么最后的落脚点究竟应该在哪里？ 王旭老师认为，福克斯实际上并没有反对“自我极”，而是肯定身体构成了我们的主体性，我们被抛入周围世界、自然环境中，在这之中我们的身体不断地与环境中的各种要素产生关联，且这一交流关联的过程是不断在运作和发展的，我们的人格主体就是在这样一个环路中得以最终形成。

接着，卢毅老师对余一文的报告提出了问题： 在同感的概念与反转移的概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以及精神分析是否有必要保留住反转移的维度，进而在某种意义上延续或改造利普斯的同感的概念？ 余一文认并不能用某种客观的标准去明确衡量反转移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因为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对它的接受与对抗是在不断地重复和交替上演的，是一个不断排除、又不断回返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拉锯也成为了精神分析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