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讯｜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第四届博士生学术论坛：“文明互鉴语境下的家·国·天下”顺利举行

　　2022年10月29-30日，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第四届博士生学术论坛正式举行。 因受疫情影响，本次论坛于线上进行，与会者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大高校的十余名优秀博士生。

     10月29日上午，我系副系主任卢毅副教授进行此次博士生论坛的开幕致辞，卢毅副教授首先对与会的博士生表示欢迎，随后从中山大学的历史谈起，以学科排名、发展定位、师资队伍、学术成果及交流四个方向介绍了我系学科建设的特色及发展前景。

　　致辞过后，与会的博士生于云端进行“合影”。

　　本次论坛的第一场主题报告由我系王堃副教授主持，我系陈建洪教授主讲，题目为“何以归‘家’？ ”。

　　陈建洪教授首先对于历史观念、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五四以来亲情和爱情通常是对立的，这在巴金、鲁迅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得出。 而具体而言，爱的内涵其实早已在先秦的思想中产生了分歧。 一种是由儒家所主张的“亲爱”，即有差别的爱； 另一种则是由墨家所支持的“兼爱”，即无差别之爱。

　　随后，陈建洪教授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于“家”概念的不同视角。 陈建洪教授认为张祥龙从“亲子”出发，儒家传统充满诗意言说，并将亲子之爱与家庭关系视作为人间生活的根本以及源头，而这彰显了儒家传统有别于其他思想。 其次，陈建洪教授认为孙向晨从“亲亲”出发，“亲亲”与“个体”都是不可还原的终极单位，并由此提出双重本体论。 至于段义孚对于家的描述，陈建洪教授概括为熟悉性、亲近性、中心性。 家是作为熟悉空间、亲切空间、宗教空间而存在的。 而在社会学领域，费孝通在陈建洪教授看来是将家视作为了社群，并从伸缩性、人为性、绵延性三个方面出发，以“同心圆”的架构阐释了中国的传统家族。 然后，陈建洪教授分析了瞿同祖的“家作为事业”的观点，考察了家作为经济单位、政治法律单位以及宗教单位的可能性。

　　最后，陈建洪教授总结古今之家的差别，并认为儒“家”的当代复兴思想基本上从伦理与本体的角度讨论“家”与“亲亲”的意义，但并未触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主要还是发生在“思想”领域。 如同只有灵魂，没有身体。 要正视新文化的影响，婚姻逐步从制度决定变成从意志决定； 而“家”的复兴也还是从情感到制度上发生了迁移。

　　报告结束后，主持人、主讲人与博士生展开了意见的交流，陈建洪教授一一解答了所提出的疑问，线上氛围活跃。

　　10月29日下午，本次论坛的第一场研讨会正式开始，由我系秦际明副教授主持、评议。

　　第一位作报告的博士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樊悦阳博士，其题目为“法权与支配： ‘范导’原则下韦伯的现代国家观”。 樊悦阳博士从“‘法-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合法-支配’之间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开始着手，通过探索自然法、霍布斯、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的“法与支配”的观点，揭示了现代国家与“法”的非对称性结构。 随后通过对于康德“理性的范导性使用”的再阐释，樊悦阳博士指出了先天原则下的法权演绎，并将其归为“范导”下的无根据合目的性。 最后，樊悦阳博士认为韦伯对于现代国家三条平路路径的区分： 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前两者是合法的，后者理应是非法的。 但是在现代政治语境下，民主制才是合法的。 这种悖谬恰恰体现了现代国家的解构与重建。 而这种模式： 将各个概念变成连接的概念群，亦即“范导”原则或许可以进一步运用于对马克思的解读。

　　在评议环节，秦际明副教授对此次报告作出了肯定，同时也认为报告有着“浓浓的德国观念论”意味，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形态； 而且在法理学语境下，目前实证法也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樊悦阳博士回应道： 一方面，其实新康德主义之流已经超越了观念论了，但是本文的叙述或许没有完成得很好； 另一方面，现代的共和主义者也已经塑造了新的法权观念，也会逐步多加考虑。

　　第二位作报告的博士是来自中山大学的曾宪坤博士，其题目为“‘天下’视域国族精神主体性定位探析——以朝鲜东学为视角”。 曾宪坤博士首先简介了观念的“东方”和文化零和博弈的困境，引出作为基础的国族精神主体性，这是精神对话的先决性。 随后，曾宪坤博士解释了天道（Chondo）与内心的天道（Hanullim）的概念，并猜想东学可能是以朝鲜巫教为基底。 而后，曾宪坤博士在跨越国族的理念以及主体性的超越这两个议题上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论证。 最后，曾宪坤博士把对于世界主义的讨论，通过世界内部化而把世界建构为政治主体，作为报告的尾声。

　　秦际明副教授对此次报告作出了赞赏，对于非西方的现代化的路径，东方文化的自我重现，对于崔寄愚的阐释等一系列议题与曾宪坤博士展开了商榷以及探讨，曾宪坤博士也在国故学、日本现代化、政治进程等方面给予回应。

　　至此，第四届博士生学术论坛的第一天议程至此圆满结束。

　　10月30日上午，本次博士生学术论坛第二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主持、评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孙忠厚，其题目是“儒家教化与家庭生活——以梁漱溟为分析个案”。

　　刘斌紧贴着梁漱溟家庭生活经验展开论述，分析梁漱溟儒家教化观的家庭生活向度，他认为从梁漱溟的个案看，儒家教化与家庭生活之互动并非仅仅依靠外在的家族制度等，而是指向更基础的家庭伦理。 儒家依特定的家庭伦理设教，具有超越特定形制的意义。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刘斌，其题目是“‘为后’与汉代儒学对父子君臣伦理的构建”。

　　刘斌梳理了“为父后”、“为祖后”、“为大宗后”、“为君后”这四种“为后”关于立嫡、从服的相应适用情况及其复杂关系、细微差别，以考察父子君臣的代际传递所遵循的亲亲尊尊原则。

　　报告环节结束后，陈乔见教授对两篇文章进行评议。 陈老师肯定了孙忠厚的文章明白易懂、资料丰富，包含了梁漱溟与家人的通信，还原梁漱溟的家庭生活，侧重于从经验佐证家庭伦理、儒家教化的问题，建议补充梁钦元回忆祖父梁漱溟的儒家教义作为参考资料，并提出儿童的经学教育问题。 紧接着，陈老师肯定了刘斌的文章关于丧服制度的资料非常详细，同时建议在文章引言处就写明种种丧服制度背后是否有所服从的义理。 然后师生就经学化、体系化的继承制度与历史上时有发生的继位混乱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

　　第三场研讨由我系袁青副教授主持、评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吴国粱，其题目是“公共性视阈下王船山礼教思想”。

　　吴国梁介绍了王船山的公私之辨，朝代国家的兴亡只是君主一家的私事，而天下百姓的生死存亡才是公事，在此视域下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的“吃人的礼教”并非普遍性的礼教，然后他分析了船山如何从制礼和行礼双重进路开显礼教的公共性，还原普遍性的礼教。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王艳芬，其题目是“再论出土文献《五行》的篇章结构与主旨”。

　　王艳芬首先介绍了《五行》的帛书版本和竹简版本之间的区别和“五行”得名，梳理了庞朴、浅野裕一、刘信芳、涂宗流、刘祖信等学者关于《五行》篇文章结构的研究的合理性与影响关系，并尝试对文章的主旨作进一步研究，提出新的看法。 经过考察，王艳芬认为《五行》阐述的几个层次是两个线索，五行和三道、乐道而有德并进。

　　在评议环节，袁青副教授肯定了吴国梁的文章结构清晰、论述合理、结论平实，然后提问王船山如何处理汉学与宋学的关系。 紧接着，袁老师赞赏了王艳芬再探讨《五行》篇文章主旨、提出新看法的魄力，不过认为论证依据不足，在文本依据、儒学史脉络依据上仍需要仔细斟酌。 随后师生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

　　30日下午，第四场研讨开始，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副教授主持和评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肖京，其题目是“主权与政体： 论休谟的国家类型学”。

　　肖京认为休谟在“旧制度”英国所做的政治哲学思考，有助于把握现代与古代、主权与政体、国家与共和之间既冲突又协作的关系，因此考察休谟的国家类型学，详细分析休谟的国家类型学，详细分析休谟对主权、政体与国家这三者的洞察。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刘嘉娴，其题目是“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 国家中的信仰维度”。

　　刘嘉娴通过分析和比较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关于宗教信仰的文本，阐明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超越，霍布斯的政教分离方案促成了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

　　在评议环节，黄涛副教授赞赏了两位报告人的的问题意识和论证。 黄涛副教授肯定了肖京对主权和政体这两个不同问题的清晰区分，不过行文失之过繁。 黄涛副教授认为国内过去对休谟的政治哲学的研究仍不多，主权问题到底是不是休谟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值得讨论的地方； 政体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现代的、在主权的背景之下讨论政体的时候，考虑的究竟是什么？ 紧接着，黄涛副教授肯定了刘嘉娴的文章论述层次非常清晰，不过失之简明，马基雅维利在何种位置上讨论宗教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政治实力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宗教来解决，本篇文章的分析还不足以充分证明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此外，就政教分离问题，建议挖掘新意，如世俗国家建制中仍存在的神圣维度。 根据上述相关问题，师生展开讨论。

　   第五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清江副教授主持、评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东南大学的博士生沈宝钢，其题目是“三重维度的‘天下’”。

　　沈宝钢详细分析了地理纬度和文化维度的“天下”，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伦理维度的“天下”，即“家国一体”，并以人之“类”、良心与爱为要素阐述这一伦理实体。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王蕾，其题目是“日本近世对中华‘天下观’的翻转”。

　　王蕾以日本近世古学派的代表人物山鹿素行为中心，论述了在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中华”概念如何被重塑而成为其寻求自我意识、国体意识的手段。

　　随后，张清江副教授进行评议，肯定了两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天下”问题是最近十多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要在当下时局里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关联。 张老师就沈宝钢的文章提问，与地理纬度和文化维度相比较，从伦理实体维度提“天下”的合法性何在，并希望沈宝钢可以对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作出更清晰的界定区分。 然后张老师提问王蕾，山鹿素行是如何在日本古学派、如何从不同的道统理论体系中重新建构“中国”概念的。 师生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至此，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第四届博士生学术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