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哲珠｜寻师问道之詹文杰教授

人物介绍

詹文杰，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逸仙学者计划“优秀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学，尤其关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方古代知识论。

现任学术兼职：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编委会委员、《中外哲学典籍大全·外国哲学典籍卷》学术委员会委员、《努斯：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编辑与评议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等。曾担任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古典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研究员。

采访内容

01. 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在哲学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发现您本科学的其实是法学，读研究生时才转到哲学。可以谈谈您为什么会进行这样一个转变吗？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詹文杰教授：

实际上我本科也不是法学专业，只是我拿的是法学的学士学位。我的本科专业叫思想政治教育。我当时上的学校是一所师范类的学校，如果不是考上研究生的话，就去中学做政治老师了。我们那时学的科目比较杂，比如有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还有一些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等，大多都是点到即止，不太系统和深入，有些课——比如说社会学、管理学，课程就很少。法学的课似乎有好几门，法学概论、刑法、民法之类。然后哲学方面的课也不算少，包括马哲方面的原著，还有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伦理学、形式逻辑等等。

我当时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到图书馆去看书，基本上也都是找哲学类的书看。我读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头几卷，就觉得非常吸引我，当时跟同学聊天，说古代人比现代人更有智慧，同学听了大概觉得我很莫名其妙。我记得大二时有一门“欧洲哲学史”的课，老师讲得挺好的，但其实我在上这个课之前的一个学期，自己就已经把教材通读和自学了一遍——当时用的是冒从虎先生编的《欧洲哲学通史》。除了古希腊哲学的书，我还阅读了一些现当代的中国、西方的哲学书，比如金岳霖、冯友兰的书，还有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的书，包括一些哲学家的传记，都对我影响颇深。至于说后来去考研究生，我没有想太多就业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能够继续读哲学就很开心。当时一位从武大毕业的老师推荐我去考武大的研究生，我意外地考上了，于是就读了哲学的研究生。

02. 我们了解到，您的研究深入西方哲学的源头，特别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这启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古希腊知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及其对“知识”本身的理解，与近代（如笛卡尔、康德）乃至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下的知识论研究范式之间，存在哪些根本性的差异与深刻的联系？在您看来，回到古希腊这一“开端”去研究知识论，对于理解整个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的特质与演变具有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詹文杰教授：

人们通常说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思想的源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深刻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但我对“源头”这个意象有所保留，因为河流的源头通常又小又浅，但是古希腊思想本身并不“浅”，其深度与广度远非“源头”一词所能概括。或许更好的比喻是“根”或“种子”：古代思想如同大树的根系或一粒种子，后来的发展——如笛卡尔、康德这样的主干，或某些次要的枝叶——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种子的基因已决定了树的基本形态，正如西方哲学对理性与逻辑的重视，或中国思想对人生哲学的侧重，都早已蕴藏在其开端的思想结构之中。这样来看的话，开端就不是幼稚粗浅的阶段，而是具有基因般的决定力量。当然，我们也要避免本质主义的陷阱——不能认为文明完全由其开端锁定，尤其在今天，东西方思想早已交融互渗，不存在纯粹静止的传统。同时，我们也不要以简单粗暴的进步观，将古代思想不加甄别地贴上“过时”与“腐朽”的标签，从而全盘否定。真正的理解，需要在崇古与贬古之间找到平衡点：既看到开端对文明性格的深刻塑造，也承认历史中不断发生的转化、交融与超越。

回到知识论的问题。古希腊知识论的核心关切是知识与实在的关系，其问题根植于形而上学。也就是说，知识（epistēmē）区别于意见（doxa）之处在于，知识是对永恒不变的本质或根本原因的把握，而意见则是对变化不定的现象的不太可靠的认知。在方法上，古希腊知识论依托辩证方法（对话与辩论）与范畴分析（对事物进行分类与本质定义），在对话与对自然的理性静观中，追求概念的清晰与逻辑的必然，它的目标在于把握世界秩序本身。而到了近代，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认识论转向”。哲学家们意识到，在断言世界是什么之前，必须首先审查我们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与条件。于是，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就转变为“知识如何可能”。在这个共同框架下面，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转向内省与先验论证，试图从理性内部为知识奠定确定不移的基石，而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试图通过对经验进行彻底的还原与审视，严格探究知识的来源及其有效性的边界。无论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还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其核心都是将确证知识的可能性置于对主体认知能力的批判性考察之上。如果说古希腊知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为世界提供一种理性的“解释”（explanation），其重心是“理解”世界的本质结构；那么，近代知识论的核心任务则转向了对知识主张的“证成”（justification），其重心是追问信念的“确定性”与“确证”条件。 这一焦点的转移，塑造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形态。

当代分析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深化了关于“证成”的讨论，同时将知识论问题进一步转向语言与逻辑分析。例如赖尔对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的区分，拓宽了知识概念的范畴；葛梯尔对“知识是被确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一经典定义的挑战，则引发了关于知识条件的极其精细的逻辑分析。

在这个历史演变中，对“知识”本身的理解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古希腊，epistēmē（知识）与理智德性紧密相连，其理想形态是理论沉思与实践智慧的统一。而近代以来，知识逐渐被理解为主体对命题的确定性把握，更强调形式逻辑与经验验证的结合。这一专业化、精确化的进程，在推动知识论成为哲学核心领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剥离了知识与人的整体性存在及生活实践的关联。正因如此，当代哲学中出现了重新关注“理解”与“智慧”等概念的思潮。特别是“德性知识论”的兴起，它将知识重新与认知者的理智品格与德性联系起来，这都可视为对古希腊传统中知识（epistēmē）与理智德性相统一这一理想的一种批判性回溯。

03. 那在您看来，古希腊知识论中的核心资源，对于回应当代知识论中的一些核心争论，能够提供哪些独特的、可能被现代哲学所忽视的深刻洞见？比如刚刚探讨的分析哲学，其对知识只关注于命题性知识的真。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古代思想，对现当代知识论进行补充？

詹文杰教授：

是的，我们回到古希腊，不仅仅是出于思想史的考古兴趣，而是因为它们确实能提供被现代哲学边缘化、却可能至关重要的视角。当代分析哲学对“命题性知识”的分析，就像用高倍显微镜观察细胞的精细结构——非常深刻，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细胞所在的整个生命体的运作。古希腊的思想资源，恰恰能帮我们恢复这个更宏阔的视野。我举两个最核心的启发。首先是关于“真”的本质。现代知识论通常将“真”理解为命题之真。但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提示我们“真”首先是一种对遮蔽的解除或揭示。在洞穴比喻中，囚徒转向光明、看到真实事物，这个过程不只是获得一些真命题，更是他整个存在状态的转变——他的眼睛（比喻灵魂）逐渐适应光亮，他对“什么是实在”的理解被彻底重塑。在这里，“真”是一种发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开显。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观，被后来的海德格尔所继承和发挥，它挑战了将“真”仅仅窄化为逻辑属性的现代倾向。第二，是关于知识与人的整体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智慧（sophia） 与实践智慧（phronēsis） 是并重的。知识（epistēmē）不只是头脑中的正确信念，更与理智德性、品格培养和现实行动紧密相连。换句话说，“知道”意味着一个人能很好地思考、判断并在生活中实现这种判断。这与当代主要从“第三人称”视角分析“S知道P”的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古希腊思想者提醒我们，知识问题无法完全脱离“什么样的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这一伦理与实践维度。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们能否用古代思想“补充”现代知识论？我想，更恰当的说法不是简单的“补充”，而是提供一种“疏解”和“平衡”。当我们过度沉浸在命题知识的分析迷宫时，古希腊思想就像一扇窗，让我们重新看到知识原本植根于人的生存、实践与对整体实在的探索之中。它不是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分析工具，而是唤起我们对于“认知”更整全、更原本意义的敏感。

这也正是古典文本为什么能一直吸引后人。它们不像一个封闭的答案库，而更像一个开放的对话者。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无论是注重逻辑论证还是关注生存事实——都可以带着自己的问题回到这些文本，从中获得独特的启发，用来解答自己的困惑。这个过程，不仅让后世的思想被照亮，也反过来不断揭示出古典文本自身那些未被穷尽的内涵。

04. 由此深入一步，我们很感兴趣您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您不仅有深入的哲学诠释，还有大量经典的翻译实践。在将柏拉图对话这样的古希腊文本转化为现代汉语哲学资源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平衡与兼顾“历史性”的文本解读（力求客观还原古希腊哲学家的本意）与对古典哲学的现代化理论创造（从古典思想中发掘对当代有启发的新问题）？

詹文杰教授：

你提到的“平衡”，确实是核心挑战。我们可以从翻译和诠释两个层面来说。先说翻译。翻译绝不仅仅是“词语置换”，哪怕AI翻译也不是这样做的。因为每个词都有多种含义，在具体语境中选哪个，本身就包含了译者的理解和判断。所以，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解释。我过去追求“绝对忠实的直译”，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理想的、完全“正确”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好的翻译和差的翻译之间，往往是一个宽阔的谱系，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我们能追求的，是在一个可接受的错误率之下，尽可能准确和通达。而且，翻译的目的也很重要——是给大众阅读，还是给专家研究？标准会有所不同。

但翻译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思想转换过程。当你自己动手翻译时，你就像一位摆渡者，亲身跨越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你直接进入了他者的思想世界，再努力把它用母语“转换”出来。这种深度的、创造性的参与，是单纯阅读别人的译作无法比拟的。它要求你有时甚至要像最早的词典编纂者一样，去为一个古老的外语词，在现代汉语中寻找乃至创造合适的表达。

黄佳瑜：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兼顾文本的原始意思和翻译者自己的理解，是不可避免并且是非常重要的。翻译者自己要深入到别人的语言、语境里面去理解，才可能有好的翻译，不然只参考词典的话，就可能陷入另一种教条主义？

詹文杰教授：

对，尤其是在遇到那些“不可译”或“难译”的关节时，这一点就凸显出来了。它把跨文化思想传达的可能与困难，非常鲜明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再说到研究，也就是对古典文本的现代诠释。我认为这里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需要形成一种“紧张的互动”。第一，是扎实的“历史性”基本功。你必须细读文本，吃透材料，力求准确理解哲学家的原意。这是所有研究的根基，不然就会变成没有根据的空中楼阁。第二，是自觉的“现代性”理论视野。你作为一个现代的研究者，不能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框架。打个比方，如果你对当代知识论的争论毫无了解，直接去研究柏拉图，当然也可以，但很可能只是做出一篇“读书笔记”，被材料带着走，失去了研究的主动性。而如果你带着现代的理论工具（比如分析哲学或现象学的视角）去审视古代文本，你就能与它展开深度对话，不仅照亮古典思想中被忽视的层面，也可能反过来反思和丰富我们现代的理论框架。

章育萍：

这是不是有点像从“倾听者”到“讲述者”的转变？既要沉浸到古代语境中去倾听，又要考虑如何向现代学术共同体转述和讲述？

詹文杰教授：

你这个比方很生动。不过，我想强调的“现代视野”还不止于此。它更意味着一种 “古今对话”。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转述，更是要让古代思想中那些依然活着的、有生命力的部分，对我们今天说话。判断一个思想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能简单看年代。亚里士多德有些观点（比如某些关于性别的看法，说女性是消极的质料，男性是主动的形式）确实已经死去、过时了，但他关于理性、正义或知识的许多探讨，却依然充满活力，甚至比后世一些陈腐观念更“现代”。研究的妙处就在于这种分辨：既要说清楚古人的异质性（比如希腊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根本差异），又要阐发其可理解性和现代相关性。

这就牵涉到我们研究外国哲学时常遇到的两个心态陷阱：一是盲目的进步主义，认为越古的东西越没用；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拒斥外来文化的一切优点，甚至陷入“伪史论”的偏见。好的研究，需要避免这两种情绪，以一种开放、审辨的态度，在尊重历史与关切现实之间，找到那条富有创造性的道路。

黄佳瑜：

也就是说，翻译时，我们确实会带着现代的视角去理解和评判古代文化。关键是要保持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无论是对待自身还是他者文化。

詹文杰教授：

是的，这要求我们既尊重历史，又保持理性的批判眼光。

05. 聊了不少学术问题，接下来我们想替同学们问一个更生活化的问题。除了做研究，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这些爱好对您的学术或者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吗？或者说，您研究的哲学会反过来滋养您的日常生活吗？

詹文杰教授：

说来惭愧，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不算多。像很多朋友擅长的体育、文艺，或者吹拉弹唱这些，我都不太在行。平时就是偶尔活动一下，比如游泳、散步，但都算不上某个领域的深度爱好者。

黄佳瑜：

那您平时，比如说写论文写得很累的时候，您会通过哪些兴趣爱好来放松自己、舒缓压力？

詹文杰教授：

我有时候会听一点脱口秀，感觉挺放松的。我一直认为幽默是很重要的，虽然我自己算不上多幽默。我总觉得human和humor应该是相通的，虽然词源上不一定有关。“Humor”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你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一个神，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完美的、不会犯错的。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有局限，都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必总是那么严肃——虽然我自己有时也难免这样。以前在英国听电台节目，主持人那种自然的幽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凡事能看得开，以轻松幽默的姿态去面对，而不是紧绷着、随时觉得受到威胁、一触即发。幽默感像一根细针，可以刺破自我中那些膨胀的部分，让人松弛下来。它帮助我们保持一种轻松而从容的状态。

黄佳瑜：

所以，幽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待人生中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它让人更乐观，也让人对自己和他人更宽容。

詹文杰教授：

对。说得更直白甚至极端一点，“人本身就是一个笑料”——人是一种常常显得很可笑的动物。好的喜剧并不肤浅，它恰恰能把人性中的脆弱、虚荣、自以为是揭示得非常透彻。它不单是为了轻松娱乐——当然这也很重要——更是能触碰到人性里一些真实的样貌。我觉得，幽默其实可以解放思想。你们知道，苏格拉底老是用论证把人驳倒，很讨人厌，但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幽默感的，当然在这方面他远远比不上阿里斯托芬。哲学在喜剧面前就只能是一个悲剧。

06. 然后，我们了解到您参与翻译柏拉图的著作并获得了丰硕成果，请问您是否建议学生在英语之外学习掌握古希腊相关语言呢?

詹文杰教授：

对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处于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先学好英语，这是接触国际学界的基础。学有余力的话，可以考虑第二外语。选择哪门语言，主要取决于你未来的研究方向。如果对古典哲学感兴趣，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是重要的工具语言。古希腊语尤其关键，因为它是西方思想的“基因库”，许多哲学概念都有希腊语词源。即便你不专门研究古代，掌握古典语言也能让你对西方哲学的根本脉络有更深刻的把握。如果倾向于德国哲学，德语是必选项。如果关注法国当代思想，法语就非常重要。德语和法语在哲学领域长期具有核心地位，文献丰富，思想活跃。

我也在开设古希腊语课，有些同学也选了我的课，但确实有一定挑战，因为课程频率有限，一周只有一次，需要学生课外投入较多精力。语言终究是通向思想的桥梁。掌握一门哲学的“源头语言”， 就像拿到一把钥匙，或许能帮你打开一个平时不易触及的文本世界，也让你的理解多一层纵深。

黄佳瑜：

所以主要是看个人未来的研究方向。

詹文杰教授：

对，本科阶段可以这样灵活选择。但如果是研究生，尤其是确定以希腊哲学为研究方向的同学，我建议至少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如果到了博士阶段，那就更不用说了——研究哪个传统，就必须掌握它的原始文献语言。这是深入理解和开展原创性研究的基本要求。

07. 其次，关于这些方向的选择的问题，老师您当时是怎么选择了以古希腊哲学为主的研究方向的呢？关于选择哪一个方向，老师有什么建议给同学们吗？

詹文杰教授：

关于我自己的选择，我说过我在本科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因为一直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感兴趣，就考了外国哲学的研究生。所以，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是：兴趣真的很关键。你要真的喜欢它，能从阅读和思考中找到持久的乐趣和热情，而不是仅仅因为某个方向“好就业”“老师给分松”或“容易毕业”这类一时的、功利的考量。哲学研究需要长久的投入，没有内在的兴趣很难坚持。

“现实”因素也可以考虑，可以看看学科的“风向”。比如现在科技哲学、应用伦理学、尤其人工智能伦理等方向，因为与现实关联紧密，关注度高，发展空间也可能更大。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研究与时代议题更贴近，这些是不错的选择。但话又说回来——既然已经选择了哲学这个专业，或许不必将“应用性”作为首要标准。哲学的核心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基础性、反思性与超越性。如果纯粹追求实用，或许一开始就应该选择更贴近应用的专业。在哲学内部选方向，不妨更多问问自己：哪个领域的问题真正让你着迷，愿意花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去沉浸其中？那份“思想的愉悦”，才是支撑你走下去最根本的动力。

08. 关于学习方法，我们现在这个数字时代，能接触到专业领域的信息感觉应该是比老师读书的时候要方便很多，但是同学们学起哲学来还是很困难与不得其法，老师当时那个时候是怎么学习哲学的呢？能否向同学们推荐一些您觉得特别有效的方法或工具？

詹文杰教授：

说实话，学习方法这个东西，确实得看个人。你首先要真感兴趣，有了兴趣自己就会去找路。如果具体说说怎么学，我觉得可以从读什么书开始。就像吃饭一样，也得搭配着来。第一，要硬着头皮读点“原著”，也就是大哲学家自己写的书。比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他们的书是根基。一开始可能有点难，可以中英文对照着看，或者先看靠谱的中译本。这一步绕不过去，是哲学的基本功。第二，可以借助一些“辅助读物”来帮忙理解，比如研究性的书或论文：专门解释某位哲学家思想的，能帮你钻得更深；还有哲学史类的书：像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者我们国内老师编的教材。这相当于给你一张“地图”，让你知道谁是谁，他们在历史长河里的位置在哪。第三，还要有一些工具类和资讯类的东西，譬如学术期刊，有空翻翻最近几年的论文，看看现在学界在关心什么、怎么讨论问题。这对研究生尤其重要，能帮你找到做研究的感觉。工具书方面，手边最好有一本哲学词典，或者常看看线上的“斯坦福哲学百科”。遇到不懂的概念随时查，挺管用的。最后，说到写论文——这个急不来。 它得靠大量阅读和思考垫底。刚开始可以“模仿”你欣赏的好文章，看看人家是怎么论证、怎么表达的。然后，找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小问题，自己试着写写看。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多写、多改、多请老师同学提意见，慢慢就会上道的。总之，现在网上资料虽然多，但学哲学的核心没变：系统读书、主动想事、把想法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资料是死的，关键看你怎么把它们变成自己活的思想。

09. 现在很多同学其实很纠结于是直接工作还是选择继续读研，老师对此有什么建议给同学们吗？

詹文杰教授：

我其实对硕士这个学位本身有点意见。在我看来，硕士的定位现在有些尴尬——它究竟是为学术研究打基础，还是本科教育的简单延长？这个阶段既不像博士那样明确指向学术职业，又不像本科那样侧重通识教育。当然，现实一点说，硕士也有它的作用：它给你一次缓冲和试错的机会，让你在真正投入博士生涯之前，检验自己是否适合、是否真的愿意走学术这条路。

如果你目标明确要从事学术研究，那么博士几乎是必经之路。如果是希望提升学历、增强竞争力，或者给自己多几年时间探索方向，那么读研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其实如果不是非要以做学术为职业理想的话，不需要一味追求高学历。是否要继续读书，也许可以考虑几个现实因素：家庭条件是否允许？如果经济上没有太大压力，多读几年书不是坏事。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三年或六年的“机会成本”？晚几年进入职场，换来的是更系统的学术训练、更深入的专业积累，以及校园环境带给你的视野与沉淀——这些未必能用工资差额直接衡量。你是否需要这种“强制性”的学术训练？研究生阶段会逼着你用规范的方式做研究、写论文，这种思维和写作的训练，对未来许多工作其实也有长远帮助。说到底，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你对未来还感到迷茫，读研可以是一个继续探索的窗口；如果你已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并且这个规划不一定需要更高学历，那么早点进入社会积累经验同样可贵。重要的是，想清楚你希望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什么，并为此负责。

10. 那么对于选择保研或者考研的同学，不知道您能不能根据个人以及指导学生的经历分享一些经验给同学们呢？

詹文杰教授：

对于想要保研或者考研的同学，我的建议大概如下：首先，外语一定得重视，它不光是为了考试，更是你以后做研究离不开的工具。其次，在准备阶段，要对你报考的学校、专业方向、甚至心仪的导师多做了解，看看他们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因为这可能也是他们考察的重点。其实，比起单纯应付考试，我更希望大家把这段时间看成是培养哲学核心能力的过程。哲学说到底，是理性分析和论证的事业。它不满足于抒发感想，也不只是漂亮的修辞，而是要你能围绕一个问题，清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给出站得住脚的理由，同时也能理解别人的论点，知道其中哪些合理、哪些有问题。这种能力，需要你通过扎扎实实的阅读、思考、讨论和写作去积累和锻炼。所以，准备考研的过程，也应该成为你系统深化专业知识、自觉锻炼论证能力的过程。这样不仅有助于通过考试，更是在为你未来的哲学学习打下真正扎实的基础。

尾声

本次对詹文杰教授的访谈至此圆满结束。衷心感谢詹教授的倾囊相授。詹教授既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我们拆解古希腊哲学的精髓，也以恳切的经验之谈为学子指引治学与成长的方向。愿这份思想的光芒能持续照亮同学们的求学之路，带领大家潜入更深、更广的哲思海洋。

来源｜哲珠新媒体

编辑｜姚元琦

初审｜韩珩 全洁

审核｜许　丽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