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6日，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主办的 “跨文化与未来思想工作坊第三期”顺利召开，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德国哲学： 传统与前沿”。 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工作坊开始，我系副主任卢毅副教授首先对与会学者表示了欢迎。 作为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他简要介绍了举办本次工作坊的初衷，旨在为以青年学者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当下国内学界的复兴提供对话和交流的契机。
随后，系主任陈建洪教授为本次工作坊致开幕辞。 陈建洪教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目前在国内学界的研究态势不断向好，与现象学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有许多前沿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期待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一、第一场研讨
第一场研讨在中山大学蔡祥元老师的主持下正式开始。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黄丁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另类的德国哲学： 德意志敬虔主义论纲”。 他聚焦于对德国敬虔主义这个位于德国哲学反面的不同于体系化、理性化的德国哲学的整个流派的界定、特点以及影响。 他首先批判了英语学界与德语学界对敬虔主义的误解，然后提出了界定敬虔主义的四个要点。 他申明从施本纳到弗兰克到亲岑道夫这一路德宗内的发展一脉才是敬虔主义，敬虔主义强调内在的经验性基督教信仰的同时，又强调救恩的客观性，将个体的宗教经验纳入个体与基督的关系中予以诠释，在他们看来，主体需积极参与、迎合上帝的救赎之工； 在教会方面，敬虔主义主张和平的教会改革而不是为了分裂教会，他们认为教会是所有真正的信仰者的团契，而真正的团契是超时间和超空间的； 在对待现实的问题上，敬虔主义认为行是信的外化，格外注重实践； 最后，他谈到敬虔主义影响到德意志皇帝，进而德意志敬虔主义被改造成国家敬虔主义，大量被敬虔主义熏陶的人进入德国国家系统中，促进了普鲁士的现代转型。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刘凤娟老师，她报告的题目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中介思想” ，她关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对理性的界定，以及自发的理性能力如何与作为结果的经验性行动相统一、如何对人的道德行动进行评价。 为此她诉诸于康德哲学中的中介概念，区分了作为道德法则的第三者的中介以及作为道德法则的模型的中介，“纯粹榜样”作为中介的第三者在人的意念中发挥联结作为先天综合实践命题的互不包含的概念的作用，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将纯粹榜样与善的原则的拟人化的理念——耶稣相结合； 而自然法则作为模型的中介意在说明，人的道德行动在其与知性的自然法则类比的意义上得到评价； 最后她将中介概念放在康德哲学的整个背景加以考量，指出康德体系存在着许多的三元的思想框架，以中介者调和有条件者和无条件者的二元论，并将中介提升到与二元对立的两方同等的地位。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刘作老师，他报告的题目是“神圣存在者可以是有限的吗？ ——对康德德性论一个概念的再讨论”。 他首先指出，在康德哲学中实践哲学与经验的道德人类学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缺了后者，道德形而上学就是空中楼阁； 但是康德没有给出系统的道德人类学著作，因为作为过于经验化的对象的人，难以对其给出详尽的、本源的定义。 但康德以“类比”的方法，设想那些我们无法直观到可能的理性存在者，以此说明人的特性； 进而他区分了“有限的”（endliche）的两种含义，一方面是与幸福概念相关，一方面是被康德用来修饰理性，有限的理性与神圣性相对，神圣性可以看作无限的理性。 他指出，对康德而言，也存在作恶的天使，因为存在有根本恶的倾向，与天使类比康德意在说明没有感性的偏好也会做恶，人的感性偏好只是作恶的必要条件，而感性偏好是德性需要克服的障碍； 其次他指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概念，是人的类比，在人的意志中存在着的恶的倾向诱导人们，恶行总与感性偏好相结合，因而人不能真正成为无限的神圣存在，只有上帝才是无限的； 最后，他认为，康德哲学所指明的人的自由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但到了今天，人的偏好发生了变化，可能需要改写康德的理论。
在讨论环节，各位老师对三位报告人的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对于黄丁老师的报告，卢毅老师想进一步了解敬虔主义对德国之后的思想传统的影响。 黄丁老师指出，这也是他和国内许多学者目前正在研究的方向； 可以透露的是，康德、施莱尔马赫和浪漫主义早期的施莱格尔兄弟早年也接受过敬虔主义教育，可以说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对于刘凤娟老师的报告，谢裕伟老师首先指出，道德判断似乎只是涉及第一人称的、对自己的动机的判断，那道德判断的模型论问题是否涉及对第三人称的道德动机的问题的处理？ 并且《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体系的三分，与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是否是同一回事？ 周小龙老师提问道： 第一，关于道德法则的执行，康德的第二批判明确提到以敬重感作为中介，而为什么这里着重于榜样概念、图形论（作为认知的问题而不是执行问题）而不是敬重感； 第二，关于如何从定言命令中推论出道德法则的模型是自然法则的问题； 第三，康德在范畴演绎的地方提出三分是因为第三个范畴会把前两个范畴综合起来，这联系到第三批判中关于有条件者及其鸿沟的勾连的问题，这里中介似乎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作为桥梁，否则可能会陷入亚里士多德的无穷后退的问题。 钟汉川老师指出，将榜样与道德价值联系起来，作为道德的重要的来源可以理解，但是道德命令如何作为人的理性的意志行使的结果？ 刘凤娟老师对提问进行了逐一回应。 1. 要区分本体道德和先天道德两个不同的评价层面，评价本体道德可能只能从第一人称视角，而对于现象的德性如外在行动可以进行互相评价； 2. 对于综合的三元体问题，她个人理解的第三批判中的三元体是康德对他哲学体系的宏观描述； 3. 康德对于敬重实际上是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构成一种道德行动的动力，但对于解释道德法则本身作为动力还是比较抽象，而她认为榜样概念以及到更拟人化的形象可能更具体，引入第三者可以将敬重的问题统一起来； 4. 道德法则的模型为什么是自然法则，康德确实没有明确说，但她认为可能隐含着它们的类比问题，因为它们都有普遍性的类似关系，我们评判行动的道德价值也是基于这种相似作为标准； 5. 道德法则来自于哪里还是要通过理性来评价，理性立法能力是人身上最高的能力，而榜样是理性评价道德行动时所借用的东西。
对于刘作老师的报告，谢裕伟老师指出，说根本恶是作恶的倾向中的充分条件，那是否说明所有人都因此会作恶了？ 钟汉川老师提出，康德对伦理学的引入是在我们已经作为自然存在者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排除我们作为动物，对此康德预设了三个理念，而把endliche翻译成有限的而不是终极或无限的，是否预设了把人的道德、人的有限置于无限的存在之下来理解？ 刘作老师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如下回应： 1. 说根本恶是作恶的充分的条件是意在说明存在普遍作恶的倾向，这个倾向会直接导致作恶，不管有没有感性的偏好，只要有行动选择就有作恶的可能，这里注重的更多是可能性问题； 2. 有学者把翻译endliche为终极的，但他认为，在哲学中上帝也是没有终极的，终极是有终点的，即使是终极的也不是上帝，“有限的”翻译更好点，在于能体现出康德对人抱有希望，认为人不会成为魔鬼，即不存在绝对恶； 道德人类学一方面谈的是道德法则应用后的结果，也就是规范伦理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是说明人作恶以妨碍道德行动的因素和条件。
第二场研讨在中山大学罗志达老师的主持下开始。
来自中山大学的谢裕伟老师进行了第一场报告，报告主题是《康德论自身意识作为意识之根据——从对舒尔策的一个可能回应谈起》。 谢裕伟老师首先介绍了莱茵荷尔德对康德“意识哲学”的改造，莱茵荷尔德以表象来解释意识，在意识中，表象通过主体而与主体和客体相区分，并通过其质料部分而与客体相关，通过其形式部分而与主体相关。 质料方面，表象的根源是自在之物； 形式方面，表象的根源是表象能力。 舒尔策则对“表象能力”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从必须思考一个表象能力，不能得出能力的存在，且将表象能力看作一个现实存在的东西，作为表象的原因，这是因果范畴的超验的僭越的运用。 舒尔茨批判的结论是一种“哲学现象主义”即无法讨论意识或表象的根源。 谢裕伟老师进而深入康德文本，指出莱茵荷尔德、舒尔策对康德自身意识概念的忽视。 人能够凭借康德先验演绎中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中的“统一的意识”对意识在诸表象中的同一性加以表象，从而建立意识之主体性维度。 同样自身意识因具有分析统一性而建立表象的客体关联。 最后谢裕伟老师总结道： 自身意识仅仅建立起意识的主体性环节和客体性环节及其结构性关联，而未建立主体和客体的独立的存在。
来自中山大学的周小龙老师进行了第二场报告，报告题目是《虚无主义体验与早期浪漫派哲学的开端》。 周小龙老师指出当代思想者在追溯虚无主义源头的时候，往往会提及雅各比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从而在批判费希特同时，将早期浪漫派视作费希特的极端化而加批判。 然而早期浪漫派对所谓费希特“主观唯心论” 的批判已经相当深入，他们努力寻求综合先验哲学和实体哲学，进而以斯宾诺莎哲学充实费希特的知识学。 如果人们将早期浪漫派称作主体哲学，那么这种主体哲学可以说是审慎地综合观念性与实在性。 主体哲学是否必然导致虚无主义？ 周小龙老师认为早期浪漫派的虚无主义不在于其推崇主体，更不在于他们反对自然——这是违背史实的，而在于他们对大全世界采取的非客观的把握方式： 感受、诗与想象力，从而走向诗人“为天地立心”的局面。 主体哲学未必导致虚无主义，即对世界实在性的抽空，这也体现在费希特知识学身上，因为费希特正是以其先验哲学反对主观主义来为客观的世界奠基的。
来自浙江大学的倪逸偲老师进行了第三场报告，报告题目是《我变成光： 费希特先验哲学的哈斯卡拉转向》。 倪逸偲老师首先介绍了费希特先验哲学的本原发生演进的过程： 早期费希特在《新方法知识学》中主要致力于阐释本原活动如何在经验中具体地完成，统合直观与感觉的对立的关键在于确立“自由行动着的自我”或“实践性活动”，两者统一于作为终极感觉的“自我感觉”中，通过“自我感觉”，客体得以独立地被呈现出来。 倪逸偲老师进而介绍了中期费希特先验哲学的本原转向： 费希特在《知识学阐述》中指出，知识是绝对形式的表述，是一种自因存在，在自身之内寓居、宰制、并支配，是绝对的实体性的内向观审。 倪逸偲老师指出，费希特受到了犹太启蒙运动的影响，以迈蒙为代表的犹太哲学家不满足于康德式的体系，致力于重建本原，重建概念与世界的新秩序，而费希特受迈蒙影响颇深，其先验哲学发生了哈斯卡拉转向，他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等同于自身的知识，它作为绝对的知识开显自身。
在随即而来的讨论中，广大师生积极发问。 就谢裕伟老师的报告，钱捷老师对于如何区分自身意识与统觉发问，刘凤娟老师则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如何在康德伦理学中理解的角度提问。 谢裕伟老师指出自身意识只是建构了意识结构之内的主体性维度，是现象式的我在，自身意识只有在有东西被给予的前提下才能运作。 就周小龙老师的报告，刘作老师认为康德是因为有一个自在之物而不易走向虚无主义，主体并非个体，而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周小龙老师表示赞同并指出事实上费希特并未消除物自体。 就倪逸偲老师的报告，钱捷老师指出康德对迈蒙和费希特都发表过反对意见，认为他们消解了自在之物。
第三场研讨在中山大学叶斌老师的主持下开始。
来自中山大学的冯子杰老师带来的报告主题是《谢林论神话与艺术的哲学关联》。 这场报告旨在深入挖掘谢林对神话与艺术关系的独特见解，冯子杰老师着力解答了三个关键问题： 谢林在同一性哲学体系中如何描述神话与艺术的共生关系，谢林在《艺术哲学》与《神话哲学之历史批判导论》中对神话的不同刻画，以及艺术是否仍然具有意义这三个问题。 首先，冯子杰老师通过对于神话与艺术的同一性的解析，阐明神话与艺术的关系。 其次，他通过对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的对立性比较，以及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历史建构的详细分析，揭示了神话与艺术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接着，冯子杰老师讨论了在何种意义上神话本身与艺术是分离的。 最后，在关于如何展望新神话与新艺术的问题上，冯子杰老师提出自己的观点： 作为绝对者的历史性存在本身的艺术以及一个既“永恒的临在”又包含“尚未”和“将要”的新艺术视角。
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李日容老师所作的报告主题是《何以是艺术？ ——海德格尔从存在之意义到存在之真理的思之进程》。 李日容老师首先试图辨析第一开端、第二开端。 她强调存在问题的“完成”不是哲学第二开端的建立，而是存在本身如何是“最值得追问者”以及如何去“追问”的问题。 随后，她又谈及此在如何成为此-在，即从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转向存有之真理，进行了对存在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由此，她转向论述存有之真理的统一性，强调艺术作为显现存有之真理的重要方式，特别是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显隐二重性的显现。 作为补充，李日容老师也强调了海德格尔的克服形而上学并不是排斥传统哲学，而是跃入哲学的第一开端，并对现代性的态度进行了说明。
在随即而来的讨论之中，广大师生积极发问。 就李日容老师的报告，卢毅老师对于存在将来的维度如何转向当下的维度进行发问，一位来自中山大学的同学则困惑于能否将海德格尔的艺术观点与康德的崇高感有所理论上的连接，叶斌老师则再次询问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态度。 李日容老师就时间的维度、存有之真理的转向、第一开端与第二开端的关联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回答。 就冯子杰老师的报告，一位来自澳门大学的同学询问是否可以将谢林对于艺术和神话的理解比较于李泽厚的一些美学思想，而谢林的艺术体系怎么回应齐泽克对于艺术的批判。 李日容老师则提出如何理解谢林的艺术哲学与一体性的塑造的疑问。 冯子杰老师分别就绝对者概念的自我肯定的活动、艺术与哲学的联理念建构的问题、谢林自身的理论观点等方面作答。
夕阳西下，本次工作坊也迎来了尾声。 中山大学的钱捷教授以一句简短而又意味深长的语句给本次德国哲学工作坊画上句号： “我们把结束语融化到讨论之中。 ”
来源｜哲珠新媒体
文稿｜陈晨 崔涵中 刘畅
编辑｜丘小燕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