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新文科的理论内涵只是其理论建构的第一步。 这是因为，理论内涵只不过是一组抽象命题，本身并无因果效力，倘若要发挥其范导作用，还需辅以实践路径。 实践路径是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策略性行动方案。 策略性行动方案是方向性建议，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以为具体方案的制订提供指导。
应当清楚，实践路径与理论内涵一样是规范的，只有那些能促进理论内涵实现的策略性方案才是合理方案。 因此，应该依据新文科的理论内涵来建构它的实践路径。 新文科的一项理论内涵，正如前面所说，是培养学生的认知可塑性。 认知可塑性是认知者面对新的出乎意料的环境条件时调整认知处理策略的能力。 这种调整涉及三个重要方面： 打破旧的认知模式，克服功能上的固定性，在概念间产生新联系。 旧认知模式是以往经验积累的结果，打破旧认知模式最好的方式就是置身于新环境，使以往的认知处理策略不再奏效。 研究表明，新环境与多样化的经验对认知可塑性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普通民众相比，富有创造力的人通常经历了更多始料未及或突如其来的事件，比如父母亡故、移民到国外。 对此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始料未及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环境，新环境不仅给认知者带来了认知扩张（即认知者知识库的扩大），并且借由其负面影响破坏了旧的模式。 也就是说，始料未及的经历通过提高认知可塑性而提升创造力。 这既解释了为何多数大学生认为自己最有收获的是第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多为学生创造一些新环境。 创造新环境的方式是多样的，比如鼓励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交流、访学，借助影视或虚拟现实技术呈现新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仅仅创造新环境是不够的，学生的积极参与同样必不可少。 只有学生积极参与，新环境的刺激才能转化成对认知可塑性有促进作用的多样化经验。
新环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引发认知失效。 认知失效是打破旧认知模式的直接动力： 只有当已有的认知模式不奏效时，认知策略的改变才会显示出其必要性。 正是在此意义上，失败是成功之母。 认知失效的重要性告诉我们，新文科教学不仅要勤于设计新的学习环境，而且还要让新环境尽可能多地激发出认知失效。 例如，可以尝试组建交叉学科讨论组，让人文学科的学生回答社会科学的问题，反之亦然。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宽容是至关重要的。 失败如果得不到宽容，学生将不再愿意参与讨论。
新环境最为重要的作用是激发学生从不同视角看问题。 在新环境中，原来熟悉的事物呈现出另一副模样。 于是新的可能性呈现出来，事物功能上的固定性被打破。 研究表明，能从不同角度审视任务的人能更好地理解环境中的情境变化，具有更高的认知可塑性。 他们能快速重构自己的知识，因而具有面对情境需要的急剧改变、调整自己的反应的能力。 而认知可塑性最大的障碍就是认知封锁（cognitive blockade），即继续以原来的方式看待问题，即使环境变化已经表明原有方式是不恰当的。 突破认知封锁的一个有效方式是加强发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发散性思维是运用多种不同方案来解决问题的思想过程。 头脑风暴、自由写作（free writing）、六顶思考帽法（Six Thinking Hats）是训练发散性思维的有效方法。 批判性思维是分析证据与论证形成判断的过程，其训练方法包括分析、综合、概念化、推理、反思等。 此外，想象力的训练也很重要。 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一定非要置身于新环境，只要我们能想象出新情形就可以了。 在想象力的训练方面，思想实验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思想实验是这样一种思维过程： “先构想出某种情形， 然后进行分析， 看看会发生什么， 再从结果中引申出结论。 ”另外有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不妨称其为正反法。 据传，学园派领袖卡尔内阿德斯（Carneades）曾作为雅典的使节前往罗马。 他在前一天给出支持正义的论证，而在后一天给出反对它的论证。 这种方法对训练从不同视角看问题很有效，值得推荐。
新文科实践路径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如何传授学生会知知识。 会知知识的一个特点是难以用口头或书写的方式传递： 即使你仔细研究了由一流教练书写的训练手册，你也不能马上学会游泳——你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学会。 所以会知知识的教授与理论知识很是不同。 不过，理论知识仍然是重要的。 根据德克塞尔（Robert DeKeyser）的SAT理论，在会知知识获得的开始，学习者需要掌握大量关于技能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从指南或对别人熟练行为的观察中获得。 接下来，学习者就得通过练习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会知知识。 这个过程是情境化的，需要很强的针对性。 最后，当学习者习得会知知识后，他需要适当机会来展示他的技能，以便纠正错误和达到技能发挥的自动化。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二步，有效的训练方法包括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和以项目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基于问题的学习最初是从临床医学教学中发展起来的，很快就应用到几乎各个教学领域。 对基于问题的学习来说，最为关键的是选择一个结构不良的问题（ill-structured problem）。 这个问题通常是跨学科的，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解决路径。 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提供指导并查询学生学习的结果。 学生在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分析问题，寻找、评估和适当地利用各种资源，与他人开展合作，进行有效的交流。 比如在哲学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围绕“心灵是否是有部分的”这个问题展开训练。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先要掌握柏拉图的灵魂三分说理论。 然后寻找与之对立的理论，例如斯多亚学派的灵魂统一论、笛卡尔的灵魂理论。 接下来，学生需要找到一个案例，比如一心想复仇的美狄亚杀死自己小孩时的心理状态，来查验这两种理论立场的合理性。 在发现难分伯仲后，继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比如福多（Jerry Fodor）的心灵模块理论（theory of modularity of mind）。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需要一直根据学生的学习结果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的会知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
以项目为中心的培养模式和基于问题的学习有很多类似之处。 在以项目为中心的培养模式中，学生通常被告知需要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建造一支火箭或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学生会碰到一些结构不良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们进行基于问题的学习。 如此看来，以项目为中心的培养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学习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组织教学和学习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文科实验室对学生习得会知知识是有帮助的。 会知知识的习得具有情境依赖性，实验室可以提供所需的学习情境。 借助可视化技术和模拟技术，实验室可以创造一个逼真的问题环境，为学生带来会知知识的习得和基于问题的学习所需要的现实世界背景与互动环境。
至于伦理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传统文科教育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和有效的训练方法，概括来说，就是讨论式教学与情感教育。 讨论式教学是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方法。 很多人都知道苏格拉底的名言：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句话的前一句话是“讨论善及所有其他主题……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之事”。 苏格拉底认为，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使讨论者达到过上有道德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理解水平。 实际上，讨论还有许多重要功能，这使得它特别适合伦理教育。 伦理的实质是一种关系，伦理考虑总是事关他人的考虑。 讨论有助于道德主体摆脱自恋情结与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达到一种主体间性。 根据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理论，对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是帮助学生解决伦理冲突、提高道德推理能力和考虑他人视角的重要手段。 另一些人则认为，讨论有助于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同时也培养了诸如宽容、尊重、负责任等良好伦理意识所需要的能力与品质。
当然，除了对话外，还有其他的培养伦理意识的有效方法，比如案例学习和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 常言道：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通过向道德楷模学习，通过学习典型的伦理决策案例，学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案例学习在工程伦理的教学中被普遍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服务性学习是通过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来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 倡导这种方法背后的想法与对会知知识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学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是去做它。 在做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解决所碰到的各种伦理问题的方法。
伦理教育同时也起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功能。 一个有美德的人自然会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包括他自己。 尽管在希腊的古典时代，美德更倾向于认知品质（比如，“美德即知识”），但到了希腊化时代，美德就与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伊壁鸠鲁主义者认为，情感、倾向与习惯都与美德相关。 罗马时期的美德概念包括尊严，即自我价值感、自尊和自重。 今天，多数人会承认，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的福祉，这既是人文精神的内容，也是道德律令。 无论是伦理意识还是人文精神的培养，情感教育都是重要的环节。 情感教育不只是培养受教育者的情商，更主要的是让他们学会自尊、自爱，愿意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类命运。 唯其如此，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生存挑战才有可能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