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讯｜我系卢毅副教授发表文章——压抑与生产：福柯与精神分析之争的实质与出路

进入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究竟是加剧了性的压抑，还是促进了性的生产，这个问题通常会被视为福柯与精神分析争论的一个焦点。 然而，这一论题本身却可能由于片面夸大了争论双方互不相容的程度，武断预设了双方其实并不存在的必然矛盾，而最终可以被归结为一个伪问题。 通过深入解读，一方面可以发现福柯对于所谓“压抑假说”（hypothèse répressive）的批判有待进一步辨析与澄清，不宜被简单视为福柯对弗洛伊德压抑理论的笼统否定或彻底拒斥； 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精神分析虽然强调压抑，却从未忽视被压抑的性由此生产出各种新形态的可能，从而揭示出压抑本身所蕴含的生产潜力。 毋宁说，双方更多是从各自的思想进路与实践关切出发，其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并不排除兼容并蓄的可能。

一、“性欲”的发明与“压抑假说”的提出

按照福柯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性欲”（sexualité）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西方进入现代以来的一种“发明”。 ^[1] 自17世纪以来，随着各种现代科学的诞生，“性”（sexe）也日益成为科学认识和关注的对象。 不过，这一现象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因，这便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的诞生。 用福柯的话说： “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 ……死的权力也从此开始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逐渐求助于支配生命的权力要求，并且开始被纳入这些要求之中”。 ^[2] 从置人于死地的权力到支配生命的权力，权力机制的这一更迭意味着权力渗透生命、控制生命的微观化与彻底化，而作为权力管控生命的两种主要形式，对身体的规训与对人口的调控也使得性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总的来说，在‘身体’和‘人口’的连结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3] 作为公共领域的焦点，性于是便成了各种话语的主题和知识的对象。 司法、教育等体制想方设法地让人们尽可能地坦白它，医学、社会学等学科想要尽可能地认识它。 正是在权力机制不断透过知识和话语进行生产建构的这一过程中，严格说来专属于现代西方的性欲被发明了出来并得到了界定。 具体而言，“在坦白技术与科学话语的交叉点上……性欲被界定为‘本性上’是一个容易受到各种病理过程感染、因而要求治疗或规范的领域，一个需要解释的意义场，一个被各种专门机制所掩盖的凸点，一个包含各种不确定因果关系的焦点，一种必须揭露和聆听的晦涩言语”。 ^[4]

福柯所界定的性欲，菲利普·萨拉辛（Philipp Sarasin）曾经对它的“发明史”做过一番简明扼要的梳理。 在萨拉辛看来，“尽管各个社会和文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衡量身体的欲望，但认为一种‘性冲动’（pulsion sexuelle）是人内在固有的并且对它的满足是‘好的’甚至‘健康的’，这种观点却只能追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也就是18世纪末”。 ^[5] 当然，在启蒙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看来，并非所有对性冲动的满足都是好的或健康的，诸如手淫以及同性恋等行为表现就被19世纪的医学家们——他们正是理性启蒙精神的继承者与实践者——视为性冲动倒错的、异常的、有害健康的满足。随着冯·克拉夫特-埃宾（von Krafft-Ebing）的《性心理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这部重要著作在1886年的问世，性欲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本质上正常的性欲，另一边则是由于遗传缺陷所致的倒错的性欲。 ^[6] 不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真正完成对性欲的发明的，当属弗洛伊德及其所创立的精神分析。 按照拉康的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的理解，精神分析正是由于“谈论性”而被福柯视为“性欲机制”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7] 同样，也正是由于精神分析通过科学地、系统地探讨“性”而真正完成了对“性欲”的发明，福柯才表示“从古典时代开始发展的性欲机制的历史，可等价于精神分析的考古学”。 ^[8]

弗洛伊德《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在1905年的问世，尤其是“幼儿性欲理论”（infantile Sexualität）、性欲的“多态倒错”（polymorph pervers）性质在其中的首次提出，使得现代西方社会关于性欲的理解开始发生重大转向。 萨拉辛表示，这一转折的关键就在于： “在那之前一直代表被排斥的性欲（sexualité exclue）的性倒错，它成了人的各种冲动的源头。 倒错性扎根在人性当中……弗洛伊德绝不再相信‘好的’‘健康的’性”。 ^[9] 从福柯的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正是精神分析对性欲具有倒错本性的上述定调，进一步加剧了生命政治的权力机制对于性欲的拷问、监视、规训、矫治、控制。 而在精神分析看来，权力机制对于性欲的各种控制策略都是以对它的压抑（德文： Verdrängung，法文： refoulement，英文： repression）为前提和基础的。

弗洛伊德所探讨的压抑与文明的禁忌及其内化效果有关。 在弗洛伊德看来，压抑过程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外部禁忌内在化身的心理审查机制将性冲动特定的（例如乱伦的）“表象代表”（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压制在无意识（das Unbewusste）中，拒绝其进入意识； 另一方面，原本与被压抑的旧表象绑定的性冲动的精神能量即“情感量”（Affektbetrag），则要么转化为焦虑等情绪或进一步形成症状（Symptombildung），要么通过移置（Verschiebung）绑定在新表象上从而形成替代（Ersatzbildung）。 ^[10] 若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旧表象与新表象之间便能够以先后与它们绑定的同一股冲动为中介产生联系。 如此一来，在性冲动脱离其原始对象而进入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个体起初较为简单的精神结构也就得以不断朝着更加复杂化、更加“高级”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其早期对象的心理表象遭到压抑的情况下，性冲动同样也可能转向其他异常的、病态的对象，或者以各种身心症状的迂回形式体现出来，这可以说是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发现。

由此出发，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实际上对压抑持一种双重态度： 一方面，在以乱伦禁忌为核心的文明道德可被视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种系发生（Phylogenese）的意义上，以及在禁忌的内化以及压抑的形成是构建个体精神结构前提的个体发生（Ontogenese）的意义上，弗洛伊德都认为对于性冲动进行某种程度的压抑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在压抑有可能导致性冲动无法得到所谓“正常的”表达而转向各种倒错对象或引发各种身心疾病的意义上，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往往具有致病性的效果或倾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双重态度，弗洛伊德不仅从对性欲的压抑出发来解释人类心理的正常发生过程，而且也用性压抑来解释人类心理发展的各种异常表现。 例如，他认为在现代西方人中间迅速蔓延的神经质倾向可以追究到高度性压抑的所谓“文明的性道德”， ^[11] 而这可以说正是福柯后来所批判的“压抑假说”的一种典型表述。

在弗洛伊德压抑理论的基础上，马尔库塞提出了“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与“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 ^[12] 的区分，由此进一步发展了压抑假说。 马尔库塞表示，基本压抑是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做的必要变更，而剩余压抑则是社会统治所必不可少的约束。 ^[13] 乍看起来，马尔库塞对于压抑的这一划分似乎与弗洛伊德对于压抑的双重态度形成了某种对应： 基本压抑对应于弗洛伊德眼中作为人类群体维持文明状态必要前提以及人类个体心理正常发展必要基础的压抑，剩余压抑则对应于弗洛伊德眼中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以及人类个体的身心健康构成威胁的压抑。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并不成立，弗洛伊德与马尔库塞对于压抑的理解其实存在重要差异，关于这点下文还将做进一步的阐述。 除此之外，马尔库塞也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用过度的性压抑来解释现代西方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而是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劳动现象，由此将弗洛伊德学说马克思主义化了。 从马尔库塞的视角出发，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遭受的剩余压抑正是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服务的，因此按照资本主义的“操作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即“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运作的剩余压抑恰恰促成并加剧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劳动。 ^[14] 不过，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让劳动者异化为无产者的过程中也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一样，马尔库塞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科技生产力与丰富的物质资料也为消除压抑和解放爱欲打下了基础，并且完全可以期待人类的爱欲在这种获得解放的状态下不受压抑地自由升华为非异化的劳动，亦即结合了爱若斯（Eros）与逻各斯（Logos），具有“满足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gratification）的自由消遣工作。

由此再回到弗洛伊德与马尔库塞关于压抑的不同理解上。 弗洛伊德之所以没有像马尔库塞那样区分基本压抑与剩余压抑，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压抑本身对于文明而言就是“基本的”，因此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它的存在不免威胁到人类个体的身心健康乃至人类集体的未来命运； 马尔库塞则认为有可能出现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其中不仅不再有剩余压抑，甚至连基本压抑也得以消失。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两套看似相近实则存在重大差异的压抑假说。 马尔库塞对于非压抑性社会的构想看似更加激进、更具革命性，却不免被诟病为天真的理想主义； 相反，弗洛伊德对于压抑及其与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看似悲观，实际上却有其深刻性，并且正如下文的分析将会表明的那样，这种深刻性本身或许蕴含着另一种革命性。

二、对生产的权力分析与对“压抑假说”的批判辨析

在福柯看来，马尔库塞式的“压抑假说”的主要问题或局限，就在于只是片面强调了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性的压抑，而既没有注意到也没法解释这几个世纪正是关于性的话语和知识经历爆炸式发展的时期。 压抑假说依然以传统的君权—法律模式来理解权力的机制，依然将权力视为自上而下的、简单粗暴的压迫性力量，而没能把握到权力机制运作的多面性、多样性与复杂性。

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性”。 ^[15] 正是在作为秘密而被不断认识、不断谈论的过程中，性成了现代西方意义上，以及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性欲”。关键在于，性欲诞生的过程也是权力机制透过话语和知识生产出各种新快感的过程。 权力采取的策略是精细而复杂的，“它不限定性欲的范围； 它沿着各条无止境的渗透线追踪和延伸各种不同形式的性倒错。它并不排除性倒错，而是把它纳入身体之中，作为详尽说明个体的方式。 它也不寻求规避性倒错，而是通过快感与权力相互增强的螺旋线引发它的各种变化。 它不设置障碍，而是提供最大限度地产生性倒错的地点。 它产生不和谐的性欲，并且把它固定下来”。 ^[16] 换言之，权力通过知识了解性欲、通过话语谈论性欲，其目的并非彻底压抑性欲，而是追踪或追捕性欲可能带来的快感。与此同时，快感却也随着权力的这种追捕不断以新的形式扩散、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并由此激发出权力新的运作策略。 就此而言，权力与快感之间绝非简单的压抑关系，毋宁说二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张力，二者之间的这种循环互动实际上构成了一场不断花样翻新的“猫鼠游戏”——“快感与权力既不相互取消，也不相互反对，而是相互追踪、相互重叠和相互激发。 它们根据各种既复杂又积极的激励与煽动机制相互连接”。 ^[17]

在此基础上，福柯表示： “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 不仅我们目睹了各种反常性欲明显地爆发了出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法律的机制，尽管它还局部地依靠各种禁止手段，却透过彼此关联的网络机制，确保了各种特殊的快感和不同的性欲不断增多”。 ^[18] 福柯对于压抑假说的不满，主要在于认为其未能把握到不同于法律模式的权力机制，因此无法理解权力与快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进而也就无法解释现代西方在看似禁欲的外表之下何以大量涌现出各种特殊的性欲和快感。 然而，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判其实不过指出了后者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完全否定或彻底拒斥。 正如他本人所言： “我对压抑假说的怀疑，目的不是指出它是错误的，而是把它重新纳入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之中。 ……简言之，它就是在自己的运作和存在理由中规定支撑着我们社会中性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的体制”。 ^[19]

问题首先在于： 既然前文已经区分了存在重大差异的两套“压抑假说”，那么福柯所怀疑或批判的究竟是哪一种？ 有迹象表明，福柯的批判实际上很可能针对的是马尔库塞的压抑假说。 例如，在澄清压抑假说与其本人观点之间差异的一次说明中，福柯便表示： “我也希望把我自己和像马尔库塞这样的泛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 马尔库塞夸大了‘压抑’概念的作用——因为倘若权力唯一的功能就是压抑，倘若它仅仅通过审查、排斥、阻碍和压抑来运作，以一种强大超我的姿态仅仅通过一种消极的方式展现自己，那么它就会是一种脆弱的东西。 相反，如果说权力是强大的，那是因为正如我们现在开始觉察到的那样，它在欲望以及知识的层面产生了效果。 权力生产知识，而远非妨碍知识”。 ^[20] 在福柯看来，像马尔库塞那样仅仅将权力理解为统治者（资本家）压抑、压迫、压榨被统治者（劳动者）的否定性力量，而无视权力在知识、话语、欲望与快感等层面所具有的生产性效果，这显然有失偏颇。 不仅如此，同样有理由认为，从福柯的视角出发，马尔库塞对于基本压抑与剩余压抑的区分也是存在问题的。 福柯有可能会表示，基本压抑与剩余压抑之间的界限完全是可变的，权力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和话语而让剩余压抑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基本压抑当中，使得服务于统治目的的规训在无形中被合理化、内在化为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此可见，基本压抑与剩余压抑的区分即便成立，它本身也只是权力的一种策略性建构，是权力话语运作所产生的一种效果，而不具有任何非历史性的固定基础。

那么，福柯对于压抑假说的批判是否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 上文已谈到，弗洛伊德对于压抑实际上持有双重态度，而这种双重态度所反映出的乃是其对于压抑之理解的深刻性。 尽管弗洛伊德一方面对于压抑可能给人类个体与群体造成的危害一直保持警惕并感到担忧，但另一方面他也从未忽视压抑本身对于人类文明及个体发展必不可少的奠基性作用。 与马尔库塞将压抑简单归结为有待消除并有可能消除的否定性力量不同，弗洛伊德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压抑可能具有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压抑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功效。 因此，弗洛伊德对于非压抑性文明的否决，以及对于爱欲与文明之间必要张力的坚持，不能被简单视为一种悲观主义立场的体现，而毋宁说是对一种马尔库塞式乐观的预先拒斥。

由于福柯很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弗洛伊德与马尔库塞两人的压抑理论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因此他在对所谓的“压抑假说”进行批判时并未严格区分这两套理论，所以这种批判本身难免存在无的放矢或张冠李戴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福柯的批判所针对的其实是马尔库塞而非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因此将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判理解为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否定显然有失公允。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于压抑的深刻理解，尤其是他对于压抑本身所蕴含的生产潜力的揭示，不仅使得他完全有理由免遭福柯的批判，而且使得两人的性欲理论有了彼此调和甚至融通的可能。

三、基于压抑的生产： 两套理论的调和或融通

可以说，以往人们只强调弗洛伊德对于压抑的危害性与致病性的揭露，而未能充分重视他对于压抑所具有的奠基性与建设性的揭示。 实际上，正如压抑的危害性同时反映在个体与集体这两个水平上一样，压抑的奠基性也体现在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这两个层面上。 之前已提到，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对于个体心理的正常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出于文明社会乱伦禁忌的要求，也是出于个体心理发展自身的需要。 由于弗洛伊德将人的神经—精神结构设想为在追求最大化快乐的过程中为了迎合现实条件而不断朝更高复杂程度发展演化的系统，因此尽管压抑对于性欲在某些方向上的直接满足构成了阻力，但它也成了借此推动个体的整个心理机能不断发展的助力。 倘若个体从未经历任何压抑，倘若个体在贯彻其“快乐原则”（Lustprinzip）方面从未遇到来自现实方面的任何干扰或阻碍，那么其整体心智发展势必将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同样，在种系发生层面，按照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的设想，在原始群落的儿子们合力弑杀暴虐的原父之后，倘若他们没有出于对父亲的爱，没有出于对父亲乱伦禁令的延迟服从而压抑其乱伦愿望，并且将其确立为基本的禁忌与法则，那么人类便无法真正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文明阶段。 不仅如此，即便在进入文明阶段之后，压抑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兴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压抑促使性冲动转化、升华为科技与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爱情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同样得益于压抑的存在； 相反，在缺乏性压抑的社会或时代，能够获得直接性满足的人们在纵情声色之余，往往会陷入无边的空虚。 ^[22] 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压抑本身便蕴含着生产与创造的巨大潜力。

不过，倘若弗洛伊德对于压抑所蕴含的生产潜力的揭示仅限于此，那么这与福柯的观点之间显然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基于弗洛伊德对压抑问题的深刻理解，有理由认为压抑的生产性不仅体现为压抑可以促进个体与社会朝正常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体现为压抑同时能够造就各种异常的、“反社会性的”快感。 在福柯看来，在权力追捕快感的互动游戏中，快感不断衍生出各种新型的、倒错的形态，并且随即被科学话语命名和固定下来，被正式地“发明”出来。 从弗洛伊德的视角出发，人们同样可以说： 对于某些性欲（如乱伦的）的压抑催生出了其他新的性倒错（如恋物癖）以及性欲的病态表现形式（如癔症的躯体化症状）。在此意义上，弗洛伊德其实已超前把握到了福柯“权力—快感”分析模式的要点，洞见了其中所蕴含的微妙的辩证关系，并由此揭示了压抑对于新的性欲形态的生产作用。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更进一步，将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性欲的“多态倒错性”与福柯所理解的权力运作策略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倘若不对性欲的多态倒错性做生物主义的解读，不将其理解为性欲与生俱来的某种生理属性，而是像拉康后来所做的那样对其进行结构主义的解读，那么完全可以将其视为语言作用于身体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亦即将动物性的、固定不变的“性本能”结构性地改造为真正人性的、具有可塑性的“性冲动”。如果从这种理解出发，那么性冲动层出不穷的倒错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被视为权力运用不同的策略、借助不同的话语在身体和性的层面所产生的多样化效果。 ^[22] 例如，在性取向或性对象选择的问题上，弗洛伊德本人就曾表示： “在精神分析看来，对象选择相对于对象性别的独立性……更显得是原本的[状态]，而通过对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加以限定，由此发展出了正常的和性向颠倒（Inversion，即同性恋——引者注）的类型。 如此一来，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男人唯独对女人有性方面的兴趣也就成了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而不具备一种以化学吸引为基础的自明性”。 ^[23] 可见，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就已经明确提出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在大半个世纪之后才深入探讨的问题，即异性恋与同性恋相比并非更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前者和后者一样都需要生物学—化学之外的解释。 换言之，弗洛伊德在此已经暗示： 作为性欲多态性的体现，异性恋与同性恋都并非人类个体先天注定的取向，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权力机制在不同方向上运作的结果。

至此，这两套看似矛盾的性欲理论便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和，福柯与精神分析关于性的争论也就此得到了一种尝试性的解决。 重视生产的前者与强调压抑的后者，二者只是在出发点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福柯在强调性快感生产的同时不忘提示权力在其身后紧追不舍，弗洛伊德在警惕压抑致病性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巨大的生产潜力。 倘若福柯承认快感在本质上依赖于权力的追捕和挟持，那么他大概也不会反对性的生产离不开对性的压抑。 ^[24]

最终，人们当然可以同意福柯的观点，承认压抑并非权力唯一的表现形式。 然而，弗洛伊德从其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出发所给出的有理有据的分析，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同时承认： 在性的领域，压抑在权力的众多机制和策略中确实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基础性的地位。 权力在性的领域不断生产着新的知识、话语和快感，然而这种生产却是基于压抑的生产，是以压抑为前提的生产。 在与福柯的这场隔空对话中，弗洛伊德可能给出的最有力、最福柯式的回应，也许会是下面这番表述： 在性的领域，压抑并不妨碍生产； 相反，它是使生产得以可能、对生产具有构成性的一个基本要素。